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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为制定革命决策一再地发生争论。
4月2日，罗易来到武汉，他和鲍罗廷及晚到汉口的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局举行会谈，讨论革命形势问题。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陈独秀到达汉口后，由陈独秀主持。对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共产党应采取的革命策略问题，发生了争论。有4种意见：（1）东征讨蒋；（2）南下重建广州政府；（3）与国民党一起举行第2期北伐；（4）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
鲍罗廷和陈独秀都反对立即东征讨蒋，而主张北伐，认为东南帝国主义势力强大，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蒋介石可能联合张作霖。如果帝国主义再干涉，则革命无法坚持。北伐可以与冯玉祥部会合，打通苏联通道。罗易则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通过土地革命和巩固两湖根据地。
鲍罗廷说：“如果你们决定反对北伐，我就马上辞去国民党顾问职务，并电告国际这种意见是错误的。”鲍氏不惜以掼乌纱帽坚持自己的主张，加上国民党的汪精卫、谭延辏А⑻粕堑纫擦χ鞅狈ィ炊远鳎庋⒓炊鞯闹髡疟环牌恕Ｎ浜赫�4月19日誓师继续北伐，向河南的奉军进攻，准备由冯玉祥指挥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东进，和武汉北伐军会师郑州。在北伐的同时，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又发生了争论。国民党中央于4月2日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为委员。土地委员会为制定解决土地问题草案，曾经连续举行会议，4月19日到5月6日又召开了扩大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常委、一些军事将领等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就解决土地问题是政治没收，还是经济没收，没收后的土地给谁和关于保护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与此同时，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在汉口召开，对土地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作出《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土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但属于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可以不没收等等。
共产党内部已出现了对陈独秀批评的态度，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告中，不得不检讨了自己的一些错误，主要是退出国民党，对北伐态度消极等，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的，轻描淡写的。陈独秀对一些有争议的策略上的错误，谈了自己的意见，例如对中山舰事件，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是正确的；上海武装起义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是必要的等等。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也没有正确的认识，说无产阶级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军队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部队，应把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做政治工作，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改变它的社会成分。陈独秀没有提出建立工农武装力量的任务，没有夺取部队领导权的近期方案，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切实步骤。作为总书记，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已显得不称职。
陈独秀在“五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晚上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转来转去直转到深夜一、二点钟。“五大”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内，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某些右倾错误，他思想很苦恼，心情不安得很。陈独秀是这样，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心情也不轻松，共产党领导人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但对握有国民党中央大权和国民革命军大权的资产阶级及地主势力，仍抱有幻想。国民党中央否决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时，也没有进行坚决斗争。对国共两党关系不久破裂，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因而没有形成一条正确的路线。“五大”选出31名中央委员，14名候补中央委员。五届一次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等7人，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等4人。政治局常委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组成，陈独秀任总书记。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对于极敏感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在5月9日和12日进行了讨论和表决。国民党的主要头领们，有的花言巧语，有的经过刹那间的犹疑之后，便立即采取否决态度。在表决时，只有共产党人林伯渠、吴玉章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举手赞成，但他们是少数，《草案》被打入档案库，束之高阁。5月13日，唐生智节制的第14师师长夏斗寅发出反共通电，诬蔑工农运动使“商叹于市，农怨于野”，共产党“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夏斗寅率领叛军，乘唐生智、张发奎两部北伐，武汉空虚之际，进兵沙市、嘉鱼、咸宁、汀泗桥，18日，直逼武汉附近的纸坊、土地塘一带。
武汉危急，国民政府派由共产党员叶挺所部第24师，以及由中央军校学生组成的独立第11师，前往镇压叛乱。叶挺的铁军在保卫大武汉战役中又一次显示了战无不克的威力，夏斗寅的部队留下几百具尸体而溃散。李立三和蔡和森提议：由叶挺率本部及中央军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铁路，兜剿夏斗寅，同时发动工农群众作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并开赴前线助战，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但他们的建议没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通过。罗易和瞿秋白都认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弄好关系，一切政策才有中心。”陈独秀和鲍罗廷都同意这个意见。蔡和森和李立三也就没坚持自己的主张。夏斗寅师由纸坊沿粤汉路南退后，蒋介石即收编为新编第10军。
当叶挺率部狙击叛军的时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的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美其名曰“制裁工农越轨行动”，对“侵犯”乡里“公正富裕之户”的，“即无异反革命”。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刚刚发表，何键的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了武装叛乱，历史上称为“马日事变”。35军大部分军官都是湖南人，从军长何键到参谋长、秘书长、参谋处长全是醴陵的阀阅世家。当农民起来革命时，他们的家庭首当其冲。
何键曾在中央调查土地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会议上，同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毛泽东发生过尖锐的冲突，毛泽东赞扬农会，他热情洋溢地说：“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之下的，现在却拜倒在农民的权力之下。”何键却愤怒地把农民政权斥为痞子政权，他说：“在这个政权的压力下，湖南农民也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毛泽东用浓重的湘潭口音反驳说：“恰恰相反，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喘不过气来。”何键咆哮如雷：“革命军寄回家的薪饷被农会没收了，革命军的家属被农会抓去戴高帽游街了，再这么下去，政府也不理，我的军队就没办法控制了，他们只有造反了！” 何键决定让他驻在湖南的5个团长：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歃血为盟，发动叛乱。33团团长许克祥是行伍出身，性格粗犷，他的妻子是脱籍妓女，靠和川、黔、滇的贩土客商分利置了几百亩田地，许克祥早就对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不满，他得到何键的旨意后说：“什么共产党，什么农协会，我许克祥不怕，我杀他个鸡犬不留！” 5月21日深夜，大雨纷纷，许克祥部以白袖章符号为标记，以“土豪劣绅”为口令，分头抢掠和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了所有被监禁的土豪劣绅，在长沙等地连续屠杀革命志士和工农达7天之久，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决策。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4日会议，再次发生争论，鲍罗廷发表长篇演讲，说：“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必须向国民党让步，继续与他们合作，现在与他们决裂，中国革命便会完全失败；因此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团体应发表宣言，拥护国民党中央最近公布的取缔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
罗易发表演讲，反对鲍罗廷，他说：“蒋介右脱离革命以后，封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仍然留在武汉国民党里，并继续担任中央领导，他们否定土地改革的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