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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朱勉之、湘鄂西军委会参谋长唐赤英等。夏曦此时信任姜琦，让他担任政务处长。姜琦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在本子上，只要夏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红军边走边打仗，有时逮捕的人多了，就将这些人编成一队。在翻越秦岭南脉时，姜琦将100余名“改组派”用绳索连绑，每个“犯人”身上还要背上两枝枪和其它东西。这些人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即使如此，夏曦还是下令，将100余人在一个夜间枪杀，只有一位卫生干部和两名年轻的副团长幸存。贺龙对夏曦捕杀十分不满，质问夏曦：“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
夏曦便起杀害贺龙之心，竟然带人将贺龙、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大怒，责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贺龙将自己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从身上掏出，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夏曦张口结舌，悻悻而去。他慑于贺龙在红3军中的威望，终于没敢动手。红3军转移到湘鄂边后，部队由1．4万人减少到9000人。1933年3月，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反对，进行第三次“肃反”，杀害了湘鄂西红军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段德昌、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等236人，不久又进行第四次“肃反”，杀害了红9师政委宋盘铭、红7师师长叶光吉、政委盛联钧等172人。
段德昌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他在被捕前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便作诗一首：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被夏曦依重的杀人如麻的魔王姜琦，在第四次“肃反”中暴露了特务身份。
1933年初夏的一天，红3军侦察连长肖美成和军部张副官在鹤峰麻水附近捉到一个敌探。从他身上搜出了姜琦的密信，经审讯，敌探承认是受四川军阀郭勋指派，已数次同姜琦秘密接头。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十分尴尬，气急败坏地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自知罪大恶极，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姜琦被击毙，红3军除去一大害，干部、战士无不拍手称快。“肃反”扩大化使红军人员锐减，1934年4月，红3军只有3000余人，到了覆灭的边缘。
第二十章 卖命不讨好
蒋介石“围剿”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一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早在1932年4月，蒋介石就命心腹大将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剿匪”总司令，陈伯南为副司令。何应钦在南昌设立“剿匪”总司令部，并拟定了“围剿”的方针和部署，将“围剿”部队分为3路，中路军总指挥为陈诚，左路军总指挥为蔡廷锴，右路总指挥为余汉谋。1932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鼐、蔡廷锴、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命前敌总指挥陈诚率50万大军的主力中路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剿”。蒋介石的战略构想是谋求迅速歼灭红军主力，以3路军分途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犯，置主力于中路。1月27日，蒋介石由南京往江西督饬“剿匪”战事。他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发表训话，分析战况并说明军事准备，叫嚷：“完成剿匪任务，才不愧做一个江西革命青年。”1月31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剿匪”军事会议，重新决定“剿匪”的作战计划。蒋又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在南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剿匪”军事。
不料，司令部外一声报告，张学良派来的特使要面见蒋介石，言边关事急，日军于1月3日攻陷山海关后，开始向热河侵犯，民族危机加深，如热河再失，平津难保，如此如何向国人交待？蒋介石沉吟半晌，无奈，遂电告张学良同意抗日。
50万“剿匪”大军闻山海关失陷的消息，驻足不前，侵略者杀进来了，中国军人为何不驰往北方前线，还在这里中国人杀中国人？有数万国民党军人对天鸣枪，表示愤怒。高级将领也要求立即回军北上打击倭寇，并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允许。冯玉祥也给蒋介石发来电报说：“譬如一家弟兄3个在家打架，外面有10个土匪打上门来了，并已打开了门进来了，这3个弟兄，还不住手，还要杀掉1个再来对付10个土匪，这样削弱自己的力量是什么道理？”
蒋介石把电报撕得粉碎，怒斥道：“我不是讲过多次了吗？日本的外来侵略不过是皮肤上渐惭溃烂的痛毒，匪共的捣乱才如同内脏里的毛病，是先治心腹大患还是先治皮肤病毒，你们难道没有脑子吗？”蒋介石督促50万大军，浩浩荡荡向中央苏区推进。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因处境恶化，于1933年1月17日决定迁到中央苏区，1933年二三月间，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人员先后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王明控制下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立刻把党政军全部权力抓到手里，他们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把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看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左”祸来临之后，一大批优秀干部受到打击。首先受害的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罗明曾在汀州傅连璋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巧遇毛泽东住院，两人谈论革命策略问题，罗明非常赞赏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罗明出院后的第二天，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作了传达，谭震林、刘晓、张鼎丞、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委员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上杭、永定、龙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并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认为党在杭、永、岩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
临时中央见到罗明的报告，十分不满，令杭、永、岩战区动员1000余人参加红军，组织一切力量同国民党军作斗争。罗明见敌人大举进攻和摧残前线地区的人民群众，民众恐慌不安，情绪悲观，他们愿意参加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保卫家乡，而不愿参加主力红军。罗明又根据这些情况写出了《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赣省委的报告》。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立即作出决定，撤销罗明的职务，并在福建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被撤职后，被软禁在瑞金，还召开了中央机关干部批判“罗明路线”大会。有少数无知的青年干部竟高呼“枪毙罗明”的口号。刘晓、谭震林、张鼎丞、郭滴人等人也受到冲击。反“罗明路线”斗争一直到主力红军长征时才缓和下来，福建省比较高级和比较老的干部都遭受打击。
接着在江西开展了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即邓小平，是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即毛泽覃，毛泽东的小弟，中共永丰、吉水、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即谢唯俊，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古即古柏，总前委秘书长、中央临时政府粮食部长。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的。一大批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过、拥护毛泽东的观点的人，纷纷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毛泽东的老战友、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被撤去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毛泽东心里明白，博古等人所说的“反党、反革命分子”的头头，就是他毛泽东。
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率领下，于1933年1月2日从黎川出发，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5日和6日，在黄狮渡首战告捷。8日和9日，又在浒湾同蒋军孙连仲、吴奇伟部展开激战。这两次战斗，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枝。不料博古头脑突然发热，命周、朱夺取中心城市，一日数电指令红军进攻重兵防守的南丰和南城、抚州。
周恩来、朱德抗命。1月30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攻城五不利：“一是暴露意图，二是易受夹击，三是损伤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
2月1日，周恩来、朱德并未按照中央的指示一味“猛攻”南丰，而是采用“佯攻”战术，围点打援，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