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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周恩来、朱德并未按照中央的指示一味“猛攻”南丰，而是采用“佯攻”战术，围点打援，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军围攻南丰，敌人势必救援。
2月7日，周、朱指挥红军佯攻南丰城，陈诚得报后，认为是消灭红军的好机会，立即命令中路军的3个纵队迅速向南丰、黎川方向开进，企图实行内外夹击，围歼红军于南丰城下、抚河西岸。
红军佯攻南丰一星期，周、朱得知蒋军果然来增援，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留少量军队继续围南丰城外，主力红军撤围南丰，以迅速、秘密、坚决的原则，折而西进，转移到广昌以南的东韶、南团、吴村地区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机破敌。周、朱又以红11军伪装红军主力，由新丰街公开渡河到黎川附近活动，使蒋军误认为红军主力东移黎川，将敌之第二、第三纵队远远调离周、朱布置的战场，集中红军主力对付敌之第一纵队。敌增援南丰的主力是第一纵队的52师和59师。其行动路线是由乐安向南丰开进，准备由黄陂、东陂、新丰市截击红军。敌军由于受红军佯动的迷惑，加上高山大雾和群众封锁消息，始终没有觉察红军主力所在，放心大胆东进。
2月26日，周、朱命红军主力冒雨披荆斩棘，从集结地点星夜秘密北上，荫蔽于宜黄南部的黄陂一线山区。敌之第一纵队孤军深入，前进到黄陂地区，翼侧完全暴露于红军主力面前。次日上午9时，周恩来在望远镜中看到52师大队人马来到登仙桥大龙坪，师长李明骑马走在队伍中间，他当机立断，命令预先埋伏在敌军进路之固冈、登仙桥以东及河口、黄陂之间的摩罗山、章山区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出敌不其地发起猛烈进攻，将敌拦腰切成数段，52师大乱，数小时激战，几近全歼，师长李明身披雨衣浑身是泥，被活捉了。28日，又围攻59师，激战近19小时，歼灭59师4个团，师长陈时骥在部队溃散后，窜逃于荒山中。
陈时骥以为52师安然无事，特写一信向李明求援，云：“文献兄：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
陈派人将信送来大龙坪，被红军战士缴获。因而陈时骥及其残部在当天夜间被红军截住消灭，陈时骥被活捉。 原来蒋介石把52师、59师合编为第五军，命罗卓英为军长，外加11师编成第一纵队，罗为纵队司令官。罗电约52、59两师于3月4日到达新丰市，举行军长同全体官兵见面式，谁知两师竟在2月下旬被红军消灭，罗卓英空做了一场军长和纵队司令官的美梦。
黄陂战役一打响，蒋军第二、三纵队急忙掉头西援，周恩来、朱德率领红军主力于3月1日撤回东韶、洛口、小布地区秘密集结，待机继续歼敌。
陈诚苦心经营的第52师、59师遭红军主力全歼，甚是恼怒。蒋介石专此致电陈诚安慰打气说：“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颂发抚费5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 周恩来、朱德利用敌军在黄陂失利后并不甘心，急于反扑的心理，部署对敌军新的进攻，命红11军向广昌佯动。这使蒋军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往广昌，于是改变战略，将3路“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即以6个师分成前后两个梯队，用交叉掩护的办法，由宜黄徐徐向广昌推进。接着又从后梯队抽出1师加强前梯队。红军主力则以待机姿势，准备侧击敌之后梯队，并首先消灭其行动中的后卫部队，以便连续作战，各个击破敌人。
3月20日，敌军后梯队与前梯队相距已有100里，后梯队在山路上又是一字拉开，前面的第11师到达草台冈、徐庄时，后面的第9师还在东陂。第11师是陈诚的嫡系主力，战斗力很强，孤军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兵力无法展开，前后难以呼应。
周、朱已命红五军团、红12军以及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队，隐蔽于广昌北面之东陂、草台冈南侧地区；命红1、3军团、红21军及独立第5师为左翼队，隐蔽于东陂、草台冈西侧一带山地。 蒋军第11师、第9师进入红军伏击圈内，周恩来、朱德命红军采取迅雷手段，乘着大雾向敌发动进攻。
3月21日拂晓大雾弥天，红军突然杀出。红军战士奋勇向前，与敌人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10余次，敌人在崇山峻岭被迫应战，优势火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战斗进行到下午1时，终于将敌第11师和59师残部基本歼灭，师长肖乾重伤逃脱。第二天，红军又在东陂歼敌第9师一部，其余敌人乘夜溃退黄陂，敌之前梯队亦仓皇退向南丰，向临川方向撤退。
至此，蒋介石的第4次对中央苏区“围剿”，历时50天，黄陂、东陂两次大战，丧师失械，3个精锐师被歼，1万余人被俘，被缴枪万余枝，最新式机关枪300余挺，大炮40门。许多新式自动武器和望远镜等尚未开箱，就被红军缴去。附近几个县派了很多民兵前来帮助打扫战场，搬战利品，1个星期才搬完。
蒋介石写信骂陈诚说：“如不击退赣匪，即不要回见总司令的面。”陈诚得知11师被歼的消息时，震惊得几乎晕倒。他对收容的残部大骂：“你们为什么不死？打败仗有什么面目见人？”52师、59师和11师被歼后，蒋介石痛心如割，恨不能立杀陈诚，他给陈诚写一手谕：“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陈诚见蒋手谕，打自己的耳光，在手谕背面写道：“诚虽不敏，独生为羞！”罗卓英写信给在南昌住院的第11师师长肖乾说：“昨今两日抚视负伤回来之官兵，每忍泪不敢外流者，恐伤部下之心，堕部下之气耳！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罪人。”重伤将毙的肖乾愤愤然说：“剿共受伤住院，头都不敢露，而25师师长关麟征抗日受伤住院，在北京协和医院，天天有人民团体代表去慰问。两下相形，谁愿干这卖命不讨好的事？”
陈诚怒视肖乾：“委员长让干，你就得干！”
肖乾无言。近视之，溘然已死。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北之后，于1932年3月9日成立了“满州国”傀儡政府，把他们豢养多年的宣统皇帝溥仪拉了出来，粉墨登场，扮演傀儡“执政”，后改为“皇帝”。由于溥仪的出场，清朝遗老遗少纷纷登场，如郑孝胥、罗振玉、胡嗣媛、陈曾寿、宝熙那厮都成了汉奸角色。日本又拉拢一大批奉系军阀的军政要员，拼凑傀儡政府。日本将我东北地区分割为14省，利用一批汉奸为傀儡省长，日本人为次长，由次长发号施令。省下设厅、局、处、科长，也是启用一批中、小汉奸任职。投降日本关东军的奉系军阀部队达11万人。
奉系军阀“红人”邢士廉被日本人任命为伪军事部大臣。邢曾在1925年5月30日血腥镇压上海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备受张作霖信任，直步青云，先后任东北陆军第20师师长、兼任第二方面军副军团长，最后当上了张作霖的侍从武官。东北“易帜”时，任辽宁省政府委员、东北委员会委员、东北讲武堂教育长、边防司令官公署顾问，加官晋级，十分得宠。但国难当头，他一枪没放，首先叛国投敌，当了汉奸。他被日本人任命为伪政府军事部大臣，受宠若惊，并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将东北重新划分为11个军管区。军管区的司令官均由投降叛变之徒中遴选，大多数是东北军军官。后来又由日本直接培养出来的奴才充实各级机构。
1933年初，日寇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进犯。1月6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就此爆发。蒋介石对长城抗战采取一箭三雕之法，一是引诱两广部队参加“剿共”，二是派少量兵力北上参加抗战，三是迫张学良下野。
两广方面不满于蒋之误国，曾屡发通电，坚持主张对日抵抗，而蒋不仅置若罔闻，反而派黄绍竑南下，与粤、桂当局洽商“协助剿共问题”。蒋并亲笔致函李宗仁要其“不分地畛，鼎力协助”，允以资助巨款，声言：“剿匪期间不准轻言抗日。”蒋介石一意孤行地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策。
蒋之横蛮行径深深地激怒了西南当局。2月2日，由西南政务委员会正式议决成立由闽、粤、桂3省联合组织的西南国防委员会，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蔡廷锴、蒋光鼐等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