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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民国春秋+刘凤舞-第2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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莸兀肆侥选Ｔ唇槭�19路军调往福建前线“剿共”，目的是以19路军消灭红军或假红军之手消灭19路军，以使两败俱伤，一箭双雕，坐收渔人之利。蒋光鼐、蔡廷锴等也知“剿共”难以取胜，但他们从保存实力出发，妄想排除共产党和红军势力出闽西，在福建搞一个“模范省”，联络两广，在福建造成割据偏安之势，因而率19路军在漳州、厦门登陆立足后，纠集土著军阀部队和反动民团，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行动，不断进犯，蚕食闽西革命根据地和闽西游击区，先后侵占龙岩、连城、新泉等大片革命根据地。红军东方军入闽后，连续消灭区寿年、毛维寿、谭启秀部5个团。蒋光鼐、蔡廷锴深深感到，如不进攻红军，则必被蒋介石消灭，如果进攻红军，亦必被红军消灭。 此时，原19路军老官长陈铭枢旅欧归国，经香港回福建，尔后去广州与两广领袖聚首，磋商进一步反蒋抗日计划。初步拟定成立西南国防政府在论论文集》、《怀疑主义和动物信仰》、《存在的领域》等。，与南京蒋、汪中央对垒，并设想以1933年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作为新政权成立的日子。计划拟出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十分积极，唯广东陈济棠因对闽方抱有戒心、坚持不为所动，致使这个计划流产。 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在困境下，受共产党共同抗日宣言的影响，决定把其原来的“反并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并派代表陈公培（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后脱党）去见彭德怀。彭德怀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同陈公培会谈，赞扬了19路军抗日反蒋的行动，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同时对蒋、蔡等响应共产党的抗日宣言表示欢迎，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从此，红军同19路军进入休战状态。 陈铭枢、蔡廷锴等再派陈公培和徐名鸿带着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到瑞金谈判。中央决定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这次谈判，并决定潘汉年与徐名鸿商谈。毛泽东、朱德多次接见陈公培、徐名鸿。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苏维埃中央政府并决定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黄火青为秘书。 19路军领导人在与红军的合作关系初步形成后，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开始筹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反蒋反日力量，决定于11月20日发动事变。 李宗仁不满于闽方联共，致电福建：“切勿采取任何过激措施，徒给叛党卖国贼以口实，而陷自身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李宗仁虽然也同意“抗日重于剿共”，广西与红军也有“防而不击，互不侵扰”的“君子协定”，但不愿与共产党合作。李知闽变势在必行，为补救计，李急电广东胡汉民、陈济棠：“不如合粤、桂、闽，在粤成立革命政府，彼既有路可行，或不致铤而走险，如何？”广东方面对此未有回答。 蒋介石已获闽方情报，即邀请蔡廷锴至庐山会晤，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入闽诱劝陈铭枢，均告失败。蒋又派专机持亲笔函来福州接蔡廷锴往南昌，被蔡将飞机和飞行员扣留。 11月20日，闽变爆发，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黄琪翔、方振武、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余心清等政府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改用公历，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了上红下篮，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政府下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李济深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将福建绥靖公署撤销，改组为人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司令部，保存19路军番号，将该路军扩为1、2、3、4、5军，总司令由蔡廷锴兼任。又成立了“生产人民党”，以示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由陈铭枢任总书记，发表了打倒蒋之国民政府的宣言。 闽变发动后，闽、粤、桂3省联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陈济棠接受了蒋介石150万元重款后，以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对闽变“绝不苟同”的通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公开声明：“奉行‘抗日剿共，亲仁善邻’八字，决不随便附和人家。” 但李宗仁又私下向闽方表白“心有余而力不足”。 尽管如此，当蒋介石出动大军、飞机、海军对闽大举讨伐，狂轰滥炸时，李宗仁联合胡汉民、陈济棠通电责蒋，给闽方道义上的支持。李、白还致电蔡廷锴，建议他集结军力，固守闽西南若干据点，依靠两广为后方，待机发展。 蒋介石调走了9个师，使他煞费经营之封锁政策，竟一旦而失全效。这是红军反“围剿”的极好时机。毛泽东立即提出：以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不仅能粉碎蒋军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且能援助闽方新政权。毛泽东风趣地比方说：“这是和敌人换防。敌人要到中央根据地来，我们让他，我们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样一来，不但敌人的碉堡战术、敌人所建立的堡垒封锁线，统统失去作用；而且将迫使敌人不得不同红军打运动战，红军就可以发挥所长，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的这个作战计划是英明的，蒋介石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力出动进行第五次“围剿”，后方空虚，并已无兵可调，连守卫兵力也不敷调配，南京一带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依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维持。红军一旦突破封锁圈，突进到敌人后方，完全可以开展胜利的游击活动。 彭德怀也提出类似建议。他发了一个电报给周恩来转博古，建议留5军团守卫中央根据地，集中1、3军团和7、9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持19路军，推动抗日战争，打破第五次“围剿”。 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正击中蒋介石的要害，蒋最大的担心，就是怕红军由闽北进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那么必使蒋介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引起全国政局的变化。 但是，博古、项英等中央领导人和李德拒绝采取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建议，并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还认为，红军转向蒋介石部后方，是等于帮助了19路军，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博古曾请示在莫斯科的王明该不该与蔡廷锴联合？王明回答：“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 毛泽东写给中央的信，全无音讯，十分着急，便去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陈述自己的意见，但他得到的回答是：“蒋光鼐、蔡廷锴都是坏蛋，打过我们，我们不能同他们联合。” 毛泽东因反映了自己的意见，而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 周恩来、朱德几次向中央局和军委建议，红军应乘机伏击，痛歼入闽之蒋军。蒋介石怕红军和19路军配合作战，命令陈诚、李默庵等以7个师的兵力向东山、得胜关集中，以与入闽蒋军相呼应，并截断红军入闽通路。周、朱联名向中央建议：“立刻调1军团及14师，准备会同3、5、9军团主力，甚至3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敌决战。”这一建议也被博古和李德所拒绝。李德将主力红军西调，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线。 周恩来、朱德对李德、博古、项英误失良机，愤慨致电博古、项英，要求：“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 这个电报触怒了博古、李德、项英等人，于是，由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向中央局提出撤销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军委。中央局作出了相应的决定。1934年1月4日，周恩来、朱德被从前线召回瑞金，失去了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 蒋介石除以大军围攻19路军外，又用高官厚禄收买19路军军官，他竭力收买蔡廷锴未果后，又向其下属军官下手。 结果19路军5个军长，除第5军军长谭启秀力战外，其余各军军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等都做了倒戈将军，举兵投降了蒋介石。福建政府孤立无援，又有内变。1934年1月15日，福建政府首府福州陷落。不久、龙岩亦失守。1月底，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分别逃至香港，蔡廷锴不久亦逃港，福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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