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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落。不久、龙岩亦失守。1月底，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分别逃至香港，蔡廷锴不久亦逃港，福建事变乃宣告彻底失败。 蔡廷锴等为保存19路军的部分实力，同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后，在广西成立一个团，安插在闽变失败后离散的19路军官兵。该团表面上属桂军，但军饷由蔡廷锴以原19路军存下的公积金支付。这支武装力量，是为嗣后两广“六？一”事变时，蔡廷锴等人入桂重新组织19路军的基础。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即将进攻福建的部队组成东路军，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指挥。回过头来协同其他部队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进攻，他采取的新战术，不是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一步一步地朝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 中共临时中央于1934年1月15日，即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讨论和研究了形势与任务、苏维埃运动与任务等问题，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新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秦邦宪）、王明（陈绍禹）、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康生、毛泽东等12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为：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凯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 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此时，张闻天对博古的一些错误做法不满，同他发生过争吵。博古把张闻天安排在人民委员会主席位置上，目的是既削弱毛泽东在政府的权力（毛泽东原来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又把策略问题上与自己存在一定分歧的张闻天从党的领导圈赶出去。 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鼎盛状态。它不但对革命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左”的估计，夸大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成分，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的政策，在组织上进一步对领导机构的宗派主义改造，而且在军事上仍然强调进攻路线，接受了李德反对堡垒主义的“短促突击”战术，提出“为夺取新的苏区与中心城市而斗争”的口号，使红军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 会后，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实行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在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自1月下旬至3月底，红军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失败。 4月中旬，蒋军集中了11个师分两路，分别沿抚河西岸和河东岸，进攻广昌采用梯次配备，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的战法，交替筑垒推进，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由博古、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提出“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为保卫广昌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口号。他们组织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任政委，顾作霖代总政治部主任。红军主力1、3、9军团9个师坚守广昌，实行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保垒的阵地战，结合所谓的“短促突击”，同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决战，蒋军用飞机轮番轰炸，用大炮猛烈轰击。 蒋介石集历次对付红军的经验，担心红军又转移他去，未料正好相反，红军主力死守广昌，蒋介石大喜过望，自问：“匪共怎么变得如此愚蠢？”令大军攻击勿怠，激战18昼夜，双方死伤甚众。蒋介石大喜：“我拼得起，匪共拼不起！” 留守在瑞金的周恩来于4月27日致电博古、李德，建议红军撤离。此时，抚河东西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红军反击未能奏效，不得不于当晚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28日，蒋军进占广昌，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果被蒋军打开。 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伤亡达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A5。蒋军也有重大伤亡。蒋军自广昌战役得手后，气焰更加嚣张，相继又占领了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 7月上旬，蒋介石集中了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动新的进攻，并且相互联络通报，谨防红军主力转移。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6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这正中蒋介石下怀，红军兵少，分而为六，则益少，犯了兵家大忌，蒋介石得悉红军如此布阵，兴奋不已，知自己已稳操胜券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匪共处处犯兵家之忌，得不败乎？” 红军在高虎垴、万年亭战斗中，虽然杀伤蒋军三四千人，自己的伤亡也很惨重，被迫后退。8月31日，广昌的驿前失陷。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都被蒋军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中央苏区的70个县，只剩下6个了。 9月，蒋军进逼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毛泽东此时献上一计：打破“围剿”还有最后一线希望，即蒋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江西的蒋军到湖南中部而歼灭之。博古说：“毛同志又来他的游击主义了。”遂不用，依旧分兵把守各地。 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成瓮中之鳖，忍不住长嘘一口气，几年“剿共”之战，到此已接近全胜了。于是又在庐山开办了训练团。从7月至9月，先后办了3期，每期仍为3周。这次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但着重进行精神教育，即所谓的“军人魂”教育。因为共军即将被消灭，所以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是从更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蒋介石说：“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这个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军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 蒋介石在这次训练中，先后作了29个讲话。其主要内容是：（1）鼓吹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便是蒋记的三民主义，其基本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2）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3）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4）将过去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权夺利之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一扫而空。蒋介石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 这次训练果有效果，如第18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共苦，使士兵激动不已，打起仗来能效命沙场，同时减少军官在战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红军的阻击。
第二十四章 撤出根据地
蒋介石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一方面在白区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1930年5月，原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回国。8月，他将谭平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同时成立“革命黄埔同学会”，争取广大黄埔军校同学参加，与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杭，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使蒋决心置邓演达于死地，以30万元悬赏缉拿。 次年8月17日，由于叛徒陈敬斋出卖，邓演达不幸被捕。蒋介石虽百般威胁利诱，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总参谋长职务等，但邓演达不为所动，他始终横眉冷对、大义凛然。蒋介石又提出要他答应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他严词拒绝说： “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的。” 这铮铮铁骨，使蒋胆寒，尤其是历届黄埔军校毕业生联名上书，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教育长，使蒋胆战心惊，因此决定除掉邓演达。11月29日，秘密将邓演达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年仅36岁的邓演达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 宋庆龄曾为营救邓演达，面见蒋介石，蒋花言巧语，敷衍搪塞。后来宋庆龄得知邓被杀，无比愤慨，挥笔写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向全世界宣告：“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己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的领袖。” 宋庆龄从营救邓演达未果中吸取教训，便联合全国进步力量，建立营救政治犯的组织。1932年12月18日，她同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