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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民国春秋+刘凤舞-第2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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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憬闼吻炝浯镄畔ⅲ吻炝浔阍�1936年1月，请共产党员、上海牧师董健吾去陕北苏区。董健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时，同宋子文、顾维钧是同学。董健吾于1928年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共产党，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工作，后来冯部清党，董潜返上海，以牧师职业为掩护，作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他在宋庆龄的资助下，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革命家的子女，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以及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的子女等。 宋庆龄交给他一封信和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上海党组织派张子华与董同行，董、张二人要通过张学良部的驻区才能到达陕北苏区，董健吾向张学良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张学良明白了南京的意图，派人护送董、张进入苏区。张学良送走了董、张，对部下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 董健吾、张子华到达瓦窑堡，博古、林伯渠、张云逸分别接见了他们。并派人将董健吾带来的宋庆龄的密信送往在山西前线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毛、周给宋庆龄复了信，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董健吾便带着这个密件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 潘汉年在南京同曾养甫会晤后，来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不久，张子华又带着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周恩来分别给曾养甫和陈立夫复信，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抗日必须反蒋”的策略，改为“逼蒋抗日”。 中共中央派潘汉年为谈判代表去上海，同陈立夫会面。 潘汉年说：“蒋先生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 陈立夫急转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事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同蒋先生面谈。” 蒋介石当时抱定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中共对蒋氏的回答是：“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之让步。” 担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的是张学良，蒋介石又下令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统归“西北剿总”指挥。张学良初到西北，继续执行“剿共”政策。他把东北军的主力调集陕北洛川、直罗镇、西峰镇一带，把于学忠的151军调往甘肃。他对东北军官兵说： “为了抗日，为了集中力量，为了免除抗日战争进行中的后顾之忧，为了保证能够取得这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 这话引起了东北军中少壮派的不满，他们向张学良陈诉： “联共抗日的问题迫在眉睫，不容迟疑，应从速解决。” 少壮派重感情，讲义气，对张学良竭尽忠诚，他们的主要成员有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孙铭九是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与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是同学，有胆有识，在张学良总部任警卫营长；应德田是东北大学学生，思想进步，抗日救国思想强烈。另外还有高崇民、黎天才一些人，这些人既是张学良的部属，又是他的朋友。 在少壮派和一些进步朋友的影响下，张学良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当时张学良吟诗一首： 极目长城东眺望，江山依旧主人非。 深仇积愤当须雪，披甲还乡奏凯归。 张学良的十几万东北军在陕北“剿共”，连连碰壁，节节败北。1935年9月间崂山战役，王以哲的67军110师几乎全部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被击毙；10月榆林桥战役，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直罗镇战役，109师被歼，师长牛元锋毙命；黑水寺之役，106师一个团被歼。 短短3个月就损失3个师之众。 张学良请求蒋介石补充武器、弹药，以及给两个阵亡师长特别抚恤金各10万元等，蒋介石回答说： “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 张学良愤慨地说：“我张某人混得不值10万块钱了！” 这时张学良才知道蒋介石调东北军来西北“剿共”，是一箭双雕，假如打败了红军，东北军的实力也会大大削弱，或者被红军消灭。少壮派智囊人物应德田进言道： “先‘剿共’而后攘外是蒋委员长坚定不移的政策，可是他自己又剿得怎样呢？进攻江西红军4年，前后5次投入总兵力达100余万，结果损兵折将，占了些什么便宜？红军还是红军，仍然存在！以往的教训，如不及早觉悟，固执坚持，东北军迟早会在天天‘剿共’声中毁灭自己，委员长的治国决策不能不令人警惕。再者，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越俎代疱，兵马弹药损失得不到补充，先不说东北军阵亡将士的家属如何安抚？他们跟着副司令辗转南北，是为了有一天打回老家去，现在他们却成了异乡孤鬼，怎么不令人心寒？这些东北军阵亡将士的鲜血是感动不了委员长的。他远居南京，坐山观虎斗，是想借用内战之机一箭双雕，达到既‘剿共’又削弱东北军实力的目的。现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对委员长的决策，请副司令深思。” 对于应德田的肺腑之言，张学良回答说：“委员长是握有全国军政大权而又最有实力的领袖，他要‘剿共’，你就无法停止内战。他不要抗日，中国就无法抗日，为了团结抗战，我们应该设法谏诤去说服他，不应该抛弃他。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是对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反蒋呢？也许因为委员长要‘剿共’，因此他们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吧！” 张学良于1935年12月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之后，带领应德田等去上海会见东北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和抗日爱国将领李杜等人。杜重远早年留学日本，曾担任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后来杜重远赴上海和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一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出版《生活》、《新生》周刊。杜重远对张学良说： “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要万众一心，中国是有前途的，也只有在消灭了外患之后，才能谈到中国的光明前程。” 张学良听了杜重远的话，精神振奋，耳目一新，表示绝不辜负友人的期望。 张学良同李杜将军谈话时，提出要尽快找到共产党负责人进行联系，他在离开上海返回西安时，把应德田留在上海，协助李社与共产党联系。 1936年1月25日，红军以毛泽东领衔有20名将领署名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使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为之一震。不久，张学良突然接到王以哲由洛川发来的一封密电，称：“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看罢电报，心情激动，思绪万千：“他还活着！” 高福源是东北军中最能干、最受张学良器重和赏识的一个年轻团长，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以后投笔从戎，考入东北讲武堂，后升入高等军事研究班，毕业后在东北军中由连长一直升到上校团长。他不仅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也有一定的治军本领。他的突出特点是：豪爽实在，争强好胜，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他曾率领619团在河南与红军多次交火，虽然吃了败仗，但他总不认输，认为能吃掉红25军。后来红25军转移到陕北，他率部尾追，在陕北富县与红军对峙。可是，榆林桥战役619团被红军全部吃掉。他被俘后，自忖必死，但又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死在抗日战场上，偏偏死在这个受人唾骂的内战战场。但他看到红军不仅没有杀害他的样子，而且红军卫生员还亲切地给他医治创伤，吃的饭比红军士兵还好些，又发给他一套御寒的新棉衣，行动也比较自由，每天派人同他谈活，态度很和蔼，当他了解到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东北，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他十分感动。3个月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对红军疑惧心理完全消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遂提出要求见红军负责同志，说有重要的问题商谈。 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同他见面。他说道：“不但我赞成和钦佩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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