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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农同他见面。他说道：“不但我赞成和钦佩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我愿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农回答说：“这次你回去，先以你个人的身份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有真诚的表示，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去谈判。” 张学良曾给王以哲发过密电，请他在前线设法和红军沟通联系，高福源从红军那边回来，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遂于次日亲自驾驶飞机飞往洛川。他一走进67军军部，便吩咐： “把姓高的带来。” 高福源一进来，便用立正的姿势向张学良报告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是红军让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 张学良大怒，拍案大骂：“你好大胆子！你当了俘虏还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 高福源没料到张学良会这样，心一横，说道：“副司令枪毙我，还不是同踩死一个蚂蚁一样，容易得很。但是副司令忘记了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去了，我们东北3000万同胞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先大元帅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提出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由还骂人家是‘匪’？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 高福源不禁大哭起来。 张学良听了高福源这番话，不由得流下眼泪，站起来拉着高福源道：“你回来很好，你说的很对，我刚才是要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谈得很好，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 高福源回到陕北向李克农作了报告，李克农又引高福源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紧握着高福源的手说： “高福源同志，你的情况克农同志都向我们介绍了。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 周恩来接着说：“你这一步走得很好，弃暗投明，把光明的火种引回东北军中，你是张将军部队里最有觉悟、最先觉悟的爱国军人。” 高福源激动得手足无措，木讷讷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去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谈判。毛泽东请高福源先去67军，安排好电台联络工作。 1936年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我方代表李克农等4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安全。” 李克农等先同王以哲等进行了3天的谈判，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恢复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以及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项协定。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就飞洛川会见李克农等，他们又进行了一天一夜的亲切会谈。张学良最后提出，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或周恩来两人中推出一位再作一次会谈，谈判地在肤施（延安）。 4月8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在李克农陪同下赴延安。 次日，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刘鼎等5人在延安天主教堂举行会谈。 刘鼎是张学良委托李杜在上海找来的共产党员朋友。刘鼎是四川南溪县人，赴德国勤工俭学时，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共产党，后由德国去苏联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院学习、任教，兼东方大学中共支部书记。1929年回国，先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后调闽浙赣苏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尔后又改任兵工厂政委。红军长征途中他掉了队，由江西秘密地转到上海。上海地下党考虑到刘鼎是高级知识分子，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到张学良部做统战工作最适合。于是，刘鼎受上海地下党派遣，同国际友人斯诺和马海德一起，在张学良派去迎接他们的赵毅陪同下来到西安。 张学良同刘鼎一见如故，他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倾谈十多天，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张学良向东北军高级军官们说：“刘先生很有学问，你们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他。” 天主教堂会谈，双方都以恳切坦白的态度开诚相见。张学良首先坦率地说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认为中国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他说，他两年前从意大利回国时，曾相信法西斯主义，因而拥护蒋介石作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但这条路能否走通，他现在开始怀疑，向周先生请教。 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对张学良所提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统治最后的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反动主张。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他们同日本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因此，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讲法西斯主义，讲法西斯主义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便发动广大群众的潜力，只有靠这种伟大无比的群众力量，抗日才能取得胜利。” 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结束。双方达成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加强部队的抗日救国思想教育等8项协议。张学良私人先拿出2万银元和20万元法币，支持红军抗日。 中共中央在与张学良建立联系的同时，也同杨虎城联络。杨虎城原是冯玉祥的部属，他同共产党早有联系。早在1921年，杨虎城在陕北榆林就结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后来魏野畴担任了杨虎城的国民革命第十军政治部主任。1928年，第十军驻皖北，魏野畴便介绍当时主持中共皖北特委工作的南汉宸与杨虎城相识，他们两人一见如故，杨虎城遂命南汉宸为第十军革命军事干部学校校长，魏野畴任政治指导员。不久，南汉宸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在皖北策动暴动。杨虎城虽未参加暴动，但他以赴日本疗养为名，暂时脱离部队。临别前，他嘱咐参谋长孙蔚如：“南汉宸这些人都是靠得住的朋友，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要多加关照。” 由于叛徒告密，皖北暴动流产，魏野畴牺牲，孙蔚如派人秘密地把南汉宸转移出去。1930年10月，杨虎城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便派人到河南开封，把南汉宸请来，委以省政府秘书长。杨虎城又释放西安在押共产党员潘自力、李大章、吕剑人、蒲子政等人，并资送一些年轻人潘自力、王炳南等到国外留学。1932年夏，国民党下令通缉南汉宸，杨虎城遂赠金送银，派兵连夜护送南汉宸去日本。 南汉宸在日本住了一段时间，即回到天津作党的地下工作。在杨虎城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期间，南汉宸派申伯纯去南京说服杨虎城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杨虎城从南京回到西安后，毛泽东派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去见杨。汪锋长期在西北从事革命工作，他曾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负责人以及红26军政治委员，十七路军的地下党员由他领导。他同刘志丹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抓起来，直罗镇战役后，汪锋从瓦窑堡被释放出来，毛泽东召见他，派他去西安同杨虎城谈判。
第三十二章 哭谏罔闻
汪锋受毛泽东派遣去西安，他化装成鞋铺的讨帐先生，头戴一顶毡帽，身穿一件阴丹士林布长袍，腰系蓝色布带，背着褡裢，一头装着算盘，一头装着帐本，当走到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被地方民团的两个便衣拦路搜查，把藏在长袍夹缝里的信搜出，他们看到信封上写的是杨虎城，立刻膛目结舌。 汪锋便呵斥道：“是谁派你们来随意搜查行人的！” “长官息怒，我们是奉县长党伯弧之命！”两个便衣一边回答，一连点头哈腰。 党伯弧早年曾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受汪锋领导，后来参加了十七路军，深受杨虎城信任。从长武到西安300多里，敌人的关卡、密探很多。汪锋心想经验”的因素。从感觉出发，经过“心理的经验”产生“物，何不请党伯弧设法把自己护送到西安，遂令便衣带他去见党伯弧。 党伯弧挑选了一名亲信带领4个兵，乘汽车把汪锋护送到西安。 汪锋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同杨虎城长谈3次。是时南汉宸从天津派王世英来西安，带着南汉宸的6项建议同杨虎城会面。汪锋、王世英同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