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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民国春秋+刘凤舞-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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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党议员则主张总统有权解散众议院，无须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对于内阁，国民党议员主张组织纯粹政党内阁，只有众议院议员才有资格成为阁员；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主张阁员应当由总统亲自举任，不限众议院议员和政党；在大借款问题上，国民党议员认为，政府与五国银行团自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未经前参议院通过，是为违法，当然无效；而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那彦图、汤化龙、籍忠寅、张伯烈、郑万瞻、李国珍等44人，则通电说： 此项借约，在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惟议决方法上，与普通法律不同，事前未刊日程，事后亦未另具公文。 在宋案问题上，国民党议员以宋案证据发表，主使竟是政府，国会当根据约法提出弹劾，使袁、赵解职活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内容，都是，由国民党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的审判；而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召开3党议员会议，议决“对待宋案，俟法律上之正当解决，但政府有侵及立法范围，如设特别法庭之类，则不能不反对。” 由于两党议员（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成立进步党）的尖锐对立，在国会的两院会议上，不是一党议员有意中途退席，进步党议员经常采用这种手法，使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做出决议，就是两党议员发生尖锐的冲突，大声争吵，甚至动武。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议会：“中国议会有三特例：一曰叫骂，二曰走散，三曰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而殴人掷物未闻焉。今已开其例，日后必有以杀人掳人闻者，是亦可谓捣乱之极轨矣。” 袁世凯见国民党在国会中占优势，恐正式总统不能到手，焦思苦虑，便有计划大规模收买国民党议员。袁世凯从向五国银行借款中拿出300万元，来收买议员。被收买的议员，可得到5000至8000元赃款，必需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拥护袁世凯。 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主要是依靠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去昼夜奔走。那国民党人、众议院议员邹鲁，从广州来到北京后，便被陆建章所派之人刘某、陈某纠缠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本书批判了德国工人运动中拉萨，他们对邹鲁说： “总统很想借重先生，拟拨40万随先生组织新党。这事总统命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办理，陆处长叫我们来致意先生。” 遭邹鲁严词拒绝后，陆建章仍不死心，他亲自请邹鲁吃饭，并对邹说：“我有事请刘、陈两位转达先生，这是总统的意思，千万请先生答应。” 邹鲁再次拒绝收买。但已有不少国民党议员被收买，脱离国民党另入进步党，或另组新党。孙中山、黄兴对此十分焦急，力图加以挽救，但却无济于事。 孙中山、黄兴得知国民党籍议员郭人漳将脱党另组大公俱乐部时，致电劝阻说：“闻公欲脱离本党，自组政团，文等以党派愈多，相争愈烈，国基未固，即一党一心犹不足以尽维持之责。我公顾全大局，尽力本党，素所羡佩，他人出此，公尤当急止之，万不可发自公致兆分裂之势。十年肝胆，万里心期，风雨晦明，思急弥切，希即复交，以慰远怀。” 郭人漳不理。湖南国民党人便采取行动，查抄郭人漳的家。 袁世凯迫不及待地将共和、民主、统一3党合并为进步党。为尽快实现合并，袁世凯在宣布暂不入党的同时，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160万元作为经费，由袁派统一党出面策划3党联合。他派人去天津迎梁启超入京，商讨合党事宜。 梁启超进京后，便积极活动，他同各方面反复磋商，在大体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举行3党党员恳亲会。梁启超还以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名义，公宴该党参众两院议员，并以《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为题，作了长达3小时的演说，阐释了共和党成立以来，为什么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一直采取支持袁世凯政府而反对革命党人的政策和立场。 梁启超又以黎元洪的名义，在3党恳亲会上发表演讲说：“3党在院内尚不能多数，此种现象极为可忧。为3党计，为敌党计，皆宜3党合并，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轨道。” 汤化龙、孙武、王赓等在会上，一致认为3党的精神本来一致，他们强调为取得议院中的多数，彼此务必相互谅解，容忍与牺牲各方面的小意见与小问题，以取得合并的成功。会后，3党正式签订合并为进步党的协议书。3党又联合发出通电，通告各党决定合并的消息，要求各支部接洽合并事宜。 5月11日，3党职员及议员400余人召开会议，讨论党章和召开成立大会等诸问题。梁启超主持会议，丁世峄、孙洪伊逐条宣读党章。新党定名为进步党，采取理事制，设理事长1人，理事10人，下设政务、党务2部，政务部专主调查政况，进行研究，下分法制、财政、外交、军政、教育、实业、地方自治、庶政等8科。党务部专主执行党中一切事务，下分文牍、会计、交际、地方、庶务5科。每部各设部长1人，副部长2人，各科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干事若干人。 党章讨论完毕后，梁启超提议以黎元洪为理事长，全体赞成，其他理事等到召开成立大会时再行推举。 梁启超再次发表演说，他说道：“以时事之需要，议会之现状，国家之存亡，其不能不仰赖进步党之出现。进步党之成否即在诸君，国家之存亡亦即在诸君，千钧一发，慎勿功败垂成也。” 5月29日，三党在北京举行在京全体党员大会，1000余人到会，宣布正式成立进步党。孙武担任会议主席，丁世峄报告筹备情况，刘崇佑报告党章及宣言书，陈国祥报告所选定的理事长和理事名单。随后孙武代表理事长黎元洪讲话，梁启超、汤化龙、王印川等相继在会上讲话。 进步党的理事长为黎元洪，理事为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等9人，另外，由理事长及理事共同推定的名誉理事有：冯国璋、周自齐、阿穆尔灵圭、熊希龄、张绍曾、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张凤辏А⒊痰氯⒅烊稹⒆炭怼⒊抡殉！⑵胍铡⒊戮济鳌⒊鹿椤⑼舸筵啤⑿烨诘�20余人，参议100余人。政务部部长林长民，副部长时功玖、王荫棠，党务部部长丁世峄、副部长孙洪伊、胡汝麟。 进步党包含着袁世凯实力派、从革命派分化出去的分子、原立宪派3种力量。黎元洪虽挂名为理事长，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在理事中，孙武在3党合并过程中虽代表黎元洪出面活动，但是进步党成立后并未主持党务。那彦图、伍廷芳并未参预党事；代表袁派势力的统一党党魁王揖唐、王印川，在并入进步党后，势力单薄，事事消极，不预党事。在理事中实际控制党权的是原立宪派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蒲殿俊。在政务、党务2部成员中，骨干力量都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人。因此进步党名为3党合并而成，实际上领导和骨干力量是原立宪派人。进步党成立的目的，是组成大党，以便在国会中战败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 黎元洪为进步党理事长，他早已踏上袁世凯的反革命战车。黎元洪虽未参预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密谋，但黎似有预闻。当时曾有人以湖北为首义之区，进言黎元洪对宋案应有严正表示，而黎似预知此事为袁世凯所指使，暗中自然称意，为了应付湖北革命党人，才去电上海陈其美探询情形。为敷衍一番，又去电袁世凯，口是心非地要求“严拿正犯，务得主名”。 程德全发出通电公布宋案证据后，黎元洪当即致电袁世凯及各省，委婉地敬诫各省都督及民政长官，要其“老成谋国”，劝其“勿狃于成见，掉以轻心”，“勿激意气以相残”；又意语双关地劝慰袁世凯及各省都督：“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强调“承办宋案尤应法庭详求真状” 袁世凯接读黎元洪此电，颇感欣慰，复电说：“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金玉之言，敬佩无拟。” 黎元洪又于5月4日、8日、14日、30日、6月1日连续发表通电，歪曲宋案真相，公然对程德全等所宣布的罪证表示怀疑，无端为袁世凯政府辩护，说什么“程都督所宣布者果否政府主使，抑系应桂馨、洪述祖揣测邀功，招摇诈款？均不可知”。他颠倒黑白地指责揭露宋案真相的人们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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