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刘凤舞-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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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使，抑系应桂馨、洪述祖揣测邀功，招摇诈款？均不可知”。他颠倒黑白地指责揭露宋案真相的人们是：“前者宣布证据，不出之于法庭，而出之于军府，学律者犹窃律其非，乃各省团体当法庭未判以先，动辄任意通电，牵入政治，摇动邦基，加人以犯罪之名，而先自居于违法之实。”　　黎元洪诬蔑各阶层人士对刺杀宋教仁的声讨是“有意破坏大局”，造成“人心摇动，谣琢逢起”的混乱政治局面，别有用心地劝慰各界不要抓住宋案不放，甚至说为“巩固共和，维持大局，宁可以宋君殉全国，不可以全国殉宋君”。也就是说宁令宋教仁冤死，亦不可因追究冤死之因而打破宁静的大局。　　黎元洪对袁世凯为发动内战、武力统一全国而非法借款，杜撰了不借外债之“六大危害”说。　　黎元洪唯恐袁世凯因宋案和大借款案而不能当选，又致电参议院和共和党本部，推荐袁世凯为正式总统候选人。他在电文中说：“袁项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经验，……非举膺继任，不足以奠危局，拨逆乱。”他还向袁世凯发出效忠电说：“民国之兴，发之者虽由元洪，而成之者实我总统也。元洪爱民国如命，即爱我总统如命，力所能济，生死以之。……俾元洪锋镝余生，获享共和之福，是有生之年，皆莫非我总统之所赐也。披肝沥胆，以此为盟。”　　黎元洪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袁世凯罪行之际，惟恐武汉出现反袁活动。他在5月14日发出布告：“谓宋案自有法庭主持，借款之宣否，须由国会解决，毋庸平民聚讼。”　　上海各界成立公民大会，声讨袁世凯罪行。各省各县纷纷成立分会或支会。武汉各界亦召开会议，拟成立公民大会支会，黎元洪侦悉后，立即派军警干涉，未得成立。　　章太炎此时对袁世凯彻底失望。章太炎于1912年底曾被袁世凯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宋教仁被暗杀后，随着“宋案”真相渐次披露，章太炎开始觉悟到自己指望借助袁世凯以完成“政治革命”的荒谬，于1913年4月17日弃官从长春赶回上海，就“宋案”发生后的形势，与孙中山、黄兴商讨反袁问题。章太炎的幡然悔悟，孙、黄等极表欢迎。对于宋案章既不赞成孤注一掷的“武力解决”，也不满意于徒然迁延时日的“法律解决”，而主张“政治解决”，即通过充分揭露袁世凯的种种劣迹与罪行，造成袁世凯不得不退出大总统候选人的地位以及不得不下台的政治形势，用政治手段来结束袁世凯的统治。　　章太炎不想依靠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国民党，异想天开地于5月上旬来到武昌，谒见黎元洪，企图动员黎元洪反袁。黎元洪已下决心与袁左提右挈，他一见到章太炎，便知章要说服他反对袁世凯，即先表明极端拥护项城之意见，使章氏说词不得出。稍后，岑春煊、李经羲、章士钊等相继到鄂，他们拉上章太炎一起，劝黎元洪处处以国家人民为重，不要相信袁世凯有定大局之才略。黎元洪则抱定非袁则乱之宗旨，始终不为稍动，反而劝诸人助袁，以固国基。谈话间，章太炎与黎元洪激烈辩论，终无结果，章以三国中人物讥黎曰：“吾尝论慰亭为人似袁本初，今观公未免类刘表。”　　由于岑、李、二章与黎晤谈时，于总统之位，极力劝进，黎害怕有人以此在袁世凯面前挑拨离间，连忙将与他们谈话的详细情形，电告袁世凯。“申明如选举及彼，定高蹈效巢，由之避世。”黎元洪还公开接见新闻记者，更明确地将自己拥袁、反革命的态度公诸报端。他表示：“将来如不幸以宋案、借款酿成南北战争，余必力助袁总统。”　　黎元洪为了送走章太炎，反过来要章去北京劝袁世凯，并说：“苟其人可谏，安用更置，必不可谏，如君等计耳。”对岑春煊等，黎则示意：“隔墙有耳”，敦促他们尽快离去。　　黎元洪如此频频地公开表示支持袁世凯，一则说明他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二则是黎元洪害怕袁世凯的淫威。袁世凯何等样人？连宋教仁都敢杀害，岂能容黎元洪背道而驰！黎元洪知道，袁世凯对他不无怀疑，在5月12日，袁世凯派军事顾问哈汉章到武昌，名为查察要事，实为侦察江西、安徽2省举动，监视黎元洪行止。黎元洪处处赔尽小心，一再表白心迹。　　黎元洪所占地盘，有举足轻重，操纵南北之势。湖北军队虽多次裁减，但仍有4个师，约6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6万余人的军队如果能同南方国民党控制的几省兵力联合起来，对抗北洋军，其结果便殊难逆料了。再者，袁世凯要对付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要出兵江西，非假道武汉不可。假使黎元洪不答应假道，战争根本就打不起来。　　黎元洪完全投向袁世凯，他不但答应袁世凯假道武汉，而且“披肝沥血”，赌咒发愿，向袁世凯表示忠诚。他在致袁的电报中说：“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撑柱，决不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袁世凯见电大喜，立即回电：“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亦罪在不赦。”　　这两封电报，稳定了武昌和北京的关系，给袁世凯放胆去打内战的决心。　　要打内战，关键是北兵南进。北兵早在1912年秋天应黎元洪之邀，已开始陆续进入湖北，但数量尚小。1913年4月4日，黎元洪致电袁世凯：“鄂省不靖，请饬李钝派步兵1团到汉，以资镇慑。”5月中旬以后，北洋军大批南下，至5月下旬，驻鄂北军已达2万余人。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既可以此为基地进击江西、湖南，又可协助黎元洪镇慑湖北的革命党人。此外，黎元洪又在距武昌30里处的青山修建炮台，扼长江下游之咽喉，为武昌之门户，由陆军部及鄂省合建；将汉阳兵工厂收归部办，其库存枪炮弹药除鄂省必须用者留备外，其余均运北方，供北洋军使用。　　有人劝说黎元洪守中立，使北军出境，截留枪弹北运，黎元洪严词驳斥。此刻派人请见者皆行谢绝。　　北军驻鄂后，无恶不作，霸占房屋，强奸妇女，抢劫财物，骚扰阎闾，欺行霸市等罪行，屡屡见诸报端，引起湖北商民极大惊恐。鄂军虽在黎元洪严密控制之下，然亦有南北观念，不少军官，目睹北兵在鄂暴行，异常气愤。甚至连黎元洪的心腹大将、第1师师长黎本唐也气愤不过，晋谒黎元洪，反对北兵南进，以致言语冲突、触黎之怒，报告袁世凯，免去黎本唐师长职务。　　袁世凯出资促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为进步党。担任共和党理事长的黎元洪被推举为进步党理事长。黎元洪自然知道袁世凯肯于出资促3党联合之用心，所以被选为理事长后，立即复电接受，并表示：“执鞭相从，实所深愿。”3党合并过程中，屡起纷争，黎元洪千方百计调和党务，目的是保住袁世凯的御用党，以与国民党相对抗。　　袁世凯收买分裂了国民党，对于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又来个杀人灭口，矢口否认宋案是他指使；他得到黎元洪相助，便放胆对付不屈服的国民党人。　　5月3日，袁世凯公然发布除暴安民令。这个通令不仅是对革命党人的恫吓威胁，也是为他对南方各省用兵制造根据。他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近阅上海4月29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反对中央。又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各运兵赴宁等语。披阅之余，殊堪骇怪。虽西报登载风闻，不必实有其事，而既有此等传说，岂容坐观乱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回殊。但使众望允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倘如西报听言，奸人乘此煽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位，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民，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导，毋得稍涉株连。将此通令知之。”　　袁的爪牙所控制的报纸，如此京的《天民报》、《国报》、《新中国报》、《民视报》、《黄河报》、《黄钟日报》等，则发出一片叫嚣，大量制造革命党人将举兵作乱的消息，为袁世凯的即将武力镇压革命党人作舆论准备。　　袁世凯命令北洋军秘密南下，第一军左司令李纯和右司令王占元率北洋第6师和第2师的1个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