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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一看法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是常识，在实际工作中更是没有区别。但这层窗户纸谁也不能捅破。捅破这层纸有只能是政治强人邓小平。
１９９２年１月到２月间，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他在沿途谈话中正式公开发表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这次南巡谈话中，邓小平还对“姓资还是姓社”的批评作了回答。他说：“改革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这个谈话还没有公开发表，就广泛地传开了。北京理论界空前活跃起来。关于市场经济的学术讨论会纷纷召开，那些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人们却沉默了。当然，他们在私下也有议论。认为这是邓小平个人的谈话（从职务上看，这时的邓小平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也有人认为邓小平事先不经中央同意就重大问题发表谈话，是非组织行为。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确认邓小平的谈话，并将这些谈话内容作为中央的精神组织全党学习。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这个共产党人都要消灭的怪物，终于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接纳；市场经济，这个长期被当作社会主义异端的经济制度，终于和社会主义这个词连接起来了。
又经过１年的酝酿，在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中国共产党所以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除了国内原因之外，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很重要。
在２０世纪最后的１０年中，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宣告失败。苏联已经解体，东欧一些计划经济国家纷纷易帜。而西方那种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显得相当活跃。在２０世纪末，在国际上有一个大多数人能接受的价值判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行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是成功的。中国也深受计划经济体制之害。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中国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是两种政治力量的妥协，是一种折衷。然而，有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保守派就可以随时对某些改革提出“姓资姓社会”的诘难。当时还没有预见到另一个情况：到了新世纪，在市场经济和权威政治条件下出现了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也希望在“社会主义”四个字中寻求社会公正。
第4节私有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比发展私有经济更为敏感的事了。
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有“天下为公”的古训。
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典籍中，“消灭私有制”是最重要的理论概括；这是因为，在建国以来３０年的努力中，消灭私有制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中国已经彻底完成了消灭私有制的任务。
在改革以前的３０年中，私有经济一直被当作危害社会主义的“祸水”加以消灭；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却要把私有经济当作发展经济的“活水”大力扶持。
过去被消灭了的私有经济的重新复活，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有人惊呼，有人愤怒，有人恐惧，政治上打压，政策上歧视，接踵而来。
然而，国民经济的航船一旦驶进了市场经济的航道，发展私有经济就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买卖经济，不能自己和自己做买卖。所以，全社会只有一个所有者（都是国家的），不能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有多元的所有制主体，多元的利益主体。所有制改革就是改变原来的单一国家主体，建立国有经济、城乡集体合作经济（包括原来的集体经济）、中外合资、外商独资、股份制经济、私有经济等多元经济主体。
斗争还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辅仁（示旁加乃），１９７９年提出要改变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以后，一直受到来自上面的政治压力。１９８３年“清除精神污染”时董受到批判。社会科院领导人刘国光组织人整他，责令他作检查。邓力群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点名批评董辅仁，说他是“南斯拉夫观点”。
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实现所有制主体多元化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种途径是对国有企业实和非国有化（按国外的说法就是私有化）。中国改革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采取第一种途径，先不触动国有经济的产权问题，而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先是个体经济，后是私营经济）。从90年代中期开始，也大规模地采取第二种途径，先是对国有小企业实行非国有化，后对一些大企业实行资本开放（即在单一的国有企业中吸收非国有经济的资本），使之资本多元化。中国这两种所有制多元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个体私营经济的出现是改革初期的就业形势逼出来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如冰川解冻，过去被压抑的愿望奔腾而出。知识青年回城，成为势不可挡的洪流。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陆续有１４９０万知识青年回到城市。但是，国有和集体企业不可能很快接纳这么多人就业。矛盾就出现了。有些地方就出现了对抗。上海知青的抗议活动最为激烈。
就业，就业，就业，这是当时最为急切的词语，也是全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
按过去的做法，就业，就是由政府的劳动部门分配工作。但是，数以千万计青年一下子涌回城市，政府没有办法在国营和集体工商业中安置他们。于是，政府一方面发动各单位兴办集体企业，安排本单位的回城子女；另一方面，号召回城青年们自谋职业。所谓自谋职业，就是让他们从事个体工商业。那时，工商管理部门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各级政府还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条件，报纸上大力宣传个体户对社会的贡献。在短短两、三年内，个体户蓬勃发展。除了回城青年以外，过去由于各种原因被排挤出国营企业的人（如开除公职的人、劳改释放人员）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成为这支队伍中最大胆、最活跃的分子。
在成千上万的个体户中，大多数人虽然只能有个温饱，但有不少人比国营企业职工的收入要丰厚多了。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几年之内发起来了。随着营业的扩大，人手越来越紧张。他们开始雇工。由个体户变成了私人企业主。
这种情况的出现给城市职工以很大的冲击。过去他们看不起的职业，现在收入比他们要高得多。过去被视为“不三不四”的人，现在挺起胸膛来了。一些人心理上很不平衡。社会上出现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