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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朝鲜回来路过沈阳时，辽宁省委同志说，小平讲话传达后反映不好。当时我想，为什么要传达呢？过去有一条，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来。这次为什么要把小平抬出来呢？对传达４。２５讲话，邓本人也不高兴，把他推到前去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最怕我不支持４。２６社论。一定要我表态支持４。２６社论。４。２７大游行后，李鹏等也认为４。２６社论搞坏了。他们没有想法缓和，而是认为要坚持下去，要顶住，而是千方百计地证明４。２６社论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当时可能有私心，特别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常委中的多数认为，４。２６社论不再提了，要逐步淡化，逐步缓和。
５月１日上午开政治局常委会，通报情况，交换意见。５月３日，赵紫阳发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学生反映还比较积极，有缓和的迹象。５月４日，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２２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根据逐步淡化、逐步缓和的指导思想，发表了与“４。２６社论”基调不同的谈话。“４。２６社论”已经明确表示已经发生动乱，赵紫阳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４。２６社论”说学生运动“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赵紫阳肯定了学生的行动：“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他提出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学生参加五四游行后回来听到了赵紫阳的讲话表示欢迎。北京大学一位教经济学的青年教师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讲话，表明党和政府的诚意，会对解决目前的问题起积极作用。”但是，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等对赵紫阳的讲话不满，坚持“4。26社论”的立场。高校里的一些党、团干部对赵的这个讲话有不同看法。他们前些时一直是按４。２６社论的基调向学生做工作的，赵紫阳这篇讲话使他们被动。李先念听了赵紫阳的亚洲开发银行讲话以后，立即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也捎话给邓小平，要他注意赵紫阳的亚行讲话。
５月４日星期四昨晚１１点，新华社秘书长张国良和总编辑南振中打电话给社内各部门领导人，说明天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的记者要参加游行，要求各部门给编辑记者打招呼，不要参加，不要围观。
今天一上班，各部门召开会议，把两位领导人的电话传达到每一个人。干部局长康国志清晨６点半就到9号楼招待所，挨门向在这里写稿的分社记者打招呼，让他们不要参加游行。
今天有４７所高校参加游行。警察没有阻拦，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会，不到一小时就分几路游行回校。今天游行不如４。２７游行那么整齐，显得松散。游行队伍中有来自外地高校的学生，还有来自香港的学生。喊的口号也比较温和。如，“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誓死扞卫宪法尊严”、“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说真话”、“平等对话”、“一小撮＝１１亿×９９。９％”、“上不正下歪，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还有关于政府和学生对话的口号，如：“援木（袁木）求鱼”、“如此对话，怎能东昌？这般面目，怎能立本？”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书长），三个人是政府和学生对话的代表。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五四宣言”，随后，游行组织者宣布：从５月５日起，北京所有高校复课。
在学生游行的同时，有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走上了街头。组成了单独的游行队伍。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等。他们先在新华社门前集合。新华社的人当时没有参加，事后溜出来，到天安门才进入队伍。新闻工作者的游行队伍很引人注目，周围的人热列鼓掌欢迎。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想说的不能说，我们想写的不能写”、“钦本立，你没有错”、“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等。下午５点半，一支学生队伍到新华社南门齐声高喊：“新华社，不要怕，为人民，说真话！”北京的新闻界为什么要声援《世界经济导报》？事情是这样的：４月１９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在北京举行纪念胡耀邦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为“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会议由《新观察》主编戈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李昌、李锐、于光远、胡绩伟、秦川、吴江、严家其、苏绍智、戴晴等五十多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耀邦同志是在一个并非非常时期，完全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的手段，让他被迫提出辞呈书，而且被迫地作违心的检讨，这是他一生中最悲惨的事。”“他是受到了完全不公正的待遇，离开了总书记这样一个职务的。”“那种非程序性的权力转移，对中国、对我党确实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今天有助于我们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对于他的不公平待遇，应当重新评估。”这些发言预计在《世界经济导报》4月２４日出版的439期登出，大约两万字左右。
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发表悼念胡耀邦文章。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诉了市委书记江泽民。21日下午，江泽民派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找《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钦本立承认要发表4月19日北京座谈会的发言。曾庆红和陈至立要他将这期《世界经济导报》的清样尽快送审。第二天晚上八时半，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世界经济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五百字。钦本立强调报纸总编责任制，并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必由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曾庆红说：“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效果的问题。”钦本立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改。曾庆红看说不服他就去向江泽民汇报。江泽民没想到钦本立如此坚定，就搬出了《世界经济导报》的名誉理事长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边，江泽民坚持要钦本立改清样。汪道涵搬出党性原则要钦本立服从市委决定。当江泽民和汪道涵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并且四百份已批发给个体报纸。此外，还有相当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后才追回两万份，影响已经造出去了。上海市委批评钦本立违反纪律，钦本立认为报纸是按正常的出版时间出版的，谈不上违反纪律的问题。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市委书记紧急会议持续到凌晨一时，江泽民说要采取果断措施。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并对《世界经济导报》决定进行整顿。
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遣散了《世界经济导报》员工。钦本立已是癌症晚期住院，陈至立在病床前宣读了对钦本立的党纪处分。《世界经济导报》这家很有影响的报纸从此停刊。上海当即发生了大规模游行，打出“还我导报”、“言论自由”、“立即恢复钦本立职务”等口号，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声援《世界经济导报》、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浪潮。北京1013名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请愿书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问题。设在纽约的“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就导报事件两次向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