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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朝归来，当晚江泽民与曾庆红飞赴北京，向赵紫阳汇报工作。赵很快接见他们，江汇报完后问赵：“你对我在上海处理《导报》怎么看？”赵并未即时表态，反问江泽民：“你看呢？”江泽民很难回答。赵紫阳看了一眼江泽民，接着说：“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江泽民说：“紫阳同志若不拿出意见，我们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赵紫阳只好表态了：“上海市委行事仓促地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把小事化大，才让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说完扭身便走了。据当时在场的人士透露，江泽民呆呆地望着赵离去的身影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
当时，江泽民政治上处于危险状态。他没有想到，决定他的政治命运的老人们很喜欢他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强硬态度。他更没有想到，这件事为他以后晋升中共中央总书记创造了重要条件。当然，他也因此忌恨赵紫阳。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忿忿地说：“他想要我的脑袋！”，十年代还说“要像关张学良一样把赵紫阳关到死。”这是后话。
５月３日，赵紫阳还向青年发表了一个纪念“五四”的讲话。这个讲话是鲍彤起草的。李鹏、姚依林、宋平、李锡铭都要赵在稿子中加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这句话。赵没有加，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是一回事。稿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必要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邓家的孩子（大概是邓榕）给鲍彤打电话，要求在讲话中加上一段小平对青年的关心的内容。因为４。２５讲话公开以后，小平在青年中的形象不好。五四讲话中就加上了这一段：“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对当代青年和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寄予殷切的希望。他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几天以后，何东昌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说：“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和４。２６社论的精神是一致的。他的有些讲话是他个人意见。”他实际否定了赵的亚洲开发银行讲话。人们猜测，一个教委副主任公开否定总书记的讲话，一定有更深的背景。可能高层对赵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讲话有不同的看法。何东昌的讲话正符合大学党政干部的口味。因为４。２７游行后，学校党委灰溜溜的，他们也希望死守４。２６社论这条线。何东昌讲话传达下去后，人们普遍认为，赵紫阳的亚洲开发银行讲话不代表中央。因此，学生继续向中央施加压力。赵访朝回国第二天打电话给香港工委书记许家屯，让他来北京。５月３日，赵在他的中南海住宅里和许家屯谈了近两个小时。赵先问许对学潮的看法。许说：“这是爱国行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许告诉赵，社会上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包括党政机关干部。许表示，４。２６社论，把学潮定为“动乱”，激化了矛盾，这是不明智的。他认为是李锡铭和陈希同夸大了情况，小平上了他们的当。许还说：“我们再不能犯错误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搞垮了，出现了‘三信’危机。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现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赵听后表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变对学潮的定性。”赵对许讲，现在主要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要征求常委的意见，改变决议。赵紫阳说：“请你帮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再请他去小平同志那里，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学潮的定性。”赵表示，他准备自己找李鹏谈。他估计常委里，石、胡启立会同意，主要问题是李鹏、姚依林。
许受托后，第二天就和杨尚昆在杨家见了面。许把他和赵的谈话内容向杨尚昆讲了。杨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杨还告诉许，他刚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听了赵紫阳对亚行年会代表的谈话，讲得很好。也碰到石，也很赞许。赵在亚行的讲话是鲍彤起草的，在常委上讨论过。讨论时姚依林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内容，赵说，在这样的气候下，暂不强调，常委们也都同意了。杨尚昆对许说“我去同老爷子讲，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能听得进去，也可能听不进去。你告诉紫阳，让他先这样做，假如有责任，我是第一个。”许告诉杨尚昆：“外面传说，这次不是赵倒，就是李下台。”杨斩钉截铁地说：“一个也不下，赵李都不下。”（《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第３７２－３７４页）
５月８日，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六点意见。一、尽快公布对四大公司审查结果；二、取消副部级以上干部的特殊供应（７５岁以上的除外），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经和财产；三、在全国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万里建议称为“廉政委员会”），专门审查副部级以上干部及其子女的违法行为；四、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五、司法独立；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以上意见由新华社发通稿，明天见报。万里同意，李鹏反对。常委会上没有讨论。人大常委会开会要发表这六点意见，李鹏不同意。后来经过袁木删节，只在５月１２日的《人民日报》一版不显着的位置用三号字的标题发了３００字。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用大字标题登出《人大常委八次会议的议程深得人心》。
但是，赵紫阳缓和矛盾的作法无法实施，矛盾继续发展。学生要求从４。２６社论退回来，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而政府这边有些人一边收集一些有剌激性的材料往邓小平那里送，一边发表一些剌激学生情绪的话。这样，学生的情绪越来越激烈，邓小平镇压的决心也越来越大。李鹏对赵紫阳说：“你主张不激化矛盾的缓和办法没有效果嘛！”
第5节从“5。13”到“5。19”：空前规模的绝食与声援
经过几天表面平静之后，波澜陡起。５月１３日，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前绝食，抗议政府对学生请愿采取的冷漠态度。
５月６日，学生代表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递交了《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有２３所高校的学生签名。请愿书中写道：“我们作为北京高校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本着诚恳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急切请求尽快同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当前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我们希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的代表尽快同我们确定时间、地点，就对话程序、事宜进行协商，以利对话顺利进行。“我们请求，根据新闻自由的原则，允许新闻界对这次对话进行采访，并向全国公开准确地进行报道（我们准备５月８日下午３左右前来听取答复）。”但是，在什么人参加对话，多少人参加对话等具体问题上一直达不成协议。这具体问题的症结是，政府只愿意同全国学联、学生会这样的官办学生组织对话，不愿意同自发的学生组织对话。因此，对话的事一直拖延下去。这是学生提出绝食的理由。
５月１３日下午，学生“绝食团”在天安门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