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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但他们不知道我的信任，并且只是不知情地以达到我们
的期望、满足我们的需要或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方式行动来回应——的被预设的倾
向时，也有一种间接的交换。例如，制度、组织、政体的可靠的、有效的、公正
的运作提供了对我们给予它的信任的间接回报。
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关系的维度给予了关注（Elster 1989 ；Coleman 1990
；Hardin 1991 ，1993，1996）。这个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信任者和被信任者都是
理性的行动者，通过对可得信息的理性计算，他们试图使效用最大化（实现目标、
获得利益、获利减去费用）。他们的关系采取交换或博弈的形式，其中每一个参
与者都被这种理性的计算所驱使，并考虑他人的相似的计算理性。这“把信任看
作本质上是对被信任者通常自私自利的行为的理性预期的一种解释……信任在这
里似乎是被薄膜包装起来的利益”（Hardin 1991 ： 187）
包含信任的交换的特有属性是基本的不确定性或风险（即主要的是对于参与
者未来行动的不完全的信息）的存在。就像卢曼所说的：“信任只在坏的结果将
使你后悔自己的行动——即当可能的失败将给你带来损失——时才需要”（Luhmann
1988： 98 ）。在这种风险条件下，给予信任有两条主要的指导原则。第一条是
在风险之下的效用的最大化：“如果相对于失败的机会来说的成功的机会，比相
对于可能获得的数量（如果他成功）来说的可能损失的数量（如果他失败）大，
那么通过下赌注于信任，他有预期的收获；因而如果他是理性的，他应该给予信
任”（Coleman 1990： 99 ）。第二条是在风险情景中损失的最小化。我们可以
套用科尔曼的话来说就是：“如果相对于成功的机会来说的失败的机会，比相对
于可能损失的数量（如果他失败）来说的可能获得的数量（如果他成功）大，那
么通过放弃下赌注于信任，他有预期的收获；因而如果他是理性的，他应该收回
信任”。
根据对信任的这种说法，信任者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对与这种情景相联系的所
有的相关方面的充足信息：依赖于受托者（trustee ）的总体的值得信赖性或对
潜在的获得和潜在的损失的估计的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由于各种收获和损失的
度量和比较的测量方法的不相容性（例如，一个人如何比较由参与者对信任的背
叛引起的后悔、羞愧或“丢脸”与如果信任被满足的潜在的金钱的收获）而变的
更加困难。“这至少要求个体参与各种信息获取和整合的过程”（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28 ）。需要各种信息的最复杂和困难的估计也许在于我们考虑作为信任
对象的人或社会客体的值得信任性。“在做出是否给予信任的决定中包含的三个
参量（quantity）中，经常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个参量是受托人将维持信任的可
能性”（Coleman 1990： 102）。例如：如果我把钱存在银行里，很容易计算我
将得到的利息，但是真正的问题是银行的偿付能力及其倒闭的可能性。这可能通
过对存款的保险来应对，但它意味着信任保险的提供者的生存能力，这将会伴随
着出现在另一水平上的估计值得信任性的问题。
单个关系只是最小的组合单元，它与其它单元相联系，形成更复杂的涉及信
任和不信任关系的网络（科尔曼［1990］称之为“信任系统（system of trust ）”）。
由于信任的多条线的互动效应、纵横交错和重叠，它们获得了某些新的品质。这
不仅意味着存在于被信任者（trustee ）一边的值得信任的行为——即被信任者
只简单地实现信任者的期望，而且意味着被信任者向信任者给予相互的信任，期
望来自于信任者的值得信任性，如果关系要持续下去，他现在有义务达到信任的
要求。每一个参与者既是信任者又是被信任者（Giddens 1991： 96 ）。这造成
了一种强大的，相互增强的信任联结。“每一个人现在都有成为值得信任的另外
的动机”（Hardin 1993 ： 56 ）。在相互不信任的情形中相似的动力在起作用。
不仅我怀疑我的不道德的同伴，而且我的同伴对我有相似的怀疑。我们中的每一
个人在不信任的同时也不被信任。我们每一个人都采取保护性措施——使自己远
离他人，避免与他人交往，限制与他人沟通，这增强了相互威胁的感觉，同时抑
制了接近可能的相反证据的通道（限制了可能的值得信任的行为的可见性）。结
果通过不断增长的疏远和怀疑的恶性循环（vicious loop），相互不信任不断增
强。这种模式的例外发生在受标准控制的不信任的情景中，当游戏的规则允许甚
至宽恕相互不信任时。这种对抗性安排的例子包括：纸牌戏中的欺骗、在一个阿
拉伯杂货店买便宜货、在法庭上作为辩护律师和检查官出现。不信任被控制在可
接受的或预定的限制之内，因而不会造成相互怀疑的不断增强。
/* 31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信任与合作
最复杂的信任系统出现在合作的情景中。“信任的重要性直接源自于人作为
社会动物的天性，人只有通过协同与合作的活动方式才能满足自己的绝大部分需
要”（Benn and Peters 1977： 279）。人们常常面对许多他人并与他们的行动
相联系而行动。当在一起集体行动时，合作发生了，它们指向某些共同目标，这
些目标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独自不能够达到的。在这种情景中，每一个人的成功
依赖于所有他人采取的行动。这种合作显著地提高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因为参与
者的数量众多，而这些参与者中的每一个都是自由的和大抵不可预测的行动者，
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成倍地增加了。所以，信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信任是合作
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就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信任是合作的
润滑剂”（Dasgupta 1988 ： 49 ），或“信任是合作的情感基础”（Barbalet
1996： 77 ）。与此相反，不信任破坏合作。“如果完全不信任，在自由行动者
之间的合作将会失败”（Gambetta 1988 b ： 219）。
在合作情景中，信任意味着指向每一个参与者的一系列赌博，我期望他们完
成其份内工作（我相信简、马克、海伦和弗兰克做好他们的工作）。由于每一个
参与者都做这样的指向每一个他人的一系列赌博，相互信任的网络变的异常复杂。
在这些个体之上纵横交错着信任的连线，每一个人也给予整个合作团体一般化的
信任（generalized trust ）（“这是一个熟练可靠的参与者组成的优秀团体”）。
在一般化的信任的顶端，甚至存在着更抽象的对维护愉快合作的协调、监督、或
领导的组织化的体制的信任（“这个团体组织良好，管理有方”）。
因为每一个人的成功需要所有人的贡献，合作情景除了具有包含在人际关系
之中的所有一般类型的风险之外，还造成了新的风险：他人（所有的他人、某些
他人、或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一个他人）可能背叛从而使其他人的努力化为泡影。
当通过合作将达到的目标具有公共的好处，最终独立于他们贡献的程度，有益于
所有人的时候（在世界杯足球赛上获胜给所有的队员而不仅仅给进球的队员带来
荣誉和金钱；民主革命的成功给所有的公民而不仅仅给革命者带来自由）。那么
合作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可能被诱惑免费搭乘（freeriding），减少努力，或一
起背叛，而依靠他人去达到目标。这种最终导致自我挫败的（selfdefeating ）
实践从短期来看还可能被证明是有益的，因此在合作情景中解决免费搭乘的周密
方法（组织化的控制、激励的分配等）被设计出来。让我们看看合作的各种情形，
并尝试解开这里出现的复杂的信任网络。明显的差异将被归因于所承担的合作任
务的不同特点。体育运动提供了很多例子。因此我们的第一个例子是在戴维斯杯
国际网球锦标赛上的网球选手，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参加集体项目的体操队。
他们处在类似于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 ）”（Durkheim
1964 b［1893］），或微观社会学者称为“共同合作（coact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