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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处在类似于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 ）”（Durkheim
1964 b［1893］），或微观社会学者称为“共同合作（coacting）”或“附加
（additive）”任务（Ridgeway 1983 ： 290…291）的情景中：每一位选手依次
——确切地说是不在一起——完成特定的任务，而为了全队的胜利每一个人必须
完美地完成任务。每一个选手相信其他队友是优秀的，不会使他们的努力化为泡
影。工具性信任出现了。被队友信任产生了胜过他人的强烈责任感。这些多重的、
纵横交错的信任之线加起来形成了一般化的信任氛围或气候，我们隐喻性地称之
为团队精神或团体士气（group morale）。就像所有的教练都知道的，团队精神
的出现是取胜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体育之外的相似的例子是在街道上铲雪的工人小组。每一个人与在附近的其
他人相平行，实际上在一起做与其他人一样的工作。他们的努力加起来达到共同
的目标。每一个人都相信他人会做其份内的工作，不需要胜过他人，而只要以通
常的效率水平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再一次涉及工具性信任。对信任的赌博没有太
大的风险，因为有足够多的机会对免费搭乘者进行即刻地监控并且动员集体的制
裁。
足球队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例子。这接近于迪尔凯姆的“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Durkheim 1964b［1893］），或用现代术语所说的“相互关联
任务（interacting task）”（Ridgeway 1983 ： 291）。根据任务的分工，队
员们被卷入到不同的行动中，而球队的获胜依赖于他们的流畅的执行和协调。每
一个队员相信队友很好地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例如，守门员依赖后卫队员的良
好的防守，得分队员依赖精妙的传球等。工具性信任在此也是生死攸关的。
典型的工作群体、军事小分队、任务小组、委员会和陪审团都以相似的方式
运作。明确的劳动分工产生了相互依赖的强烈联系，信任作为有效运作的前提条
件出现了（例如，在装配轿车的小组中，每一个工人都依靠其他工人的符合要求
的有效率的劳动）；在某些其他的团体中，价值论的信任也可能是必须的（例如，
在陪审团中每一个成员必须信任其他成员的道德的诚实与公正）。
我们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喜玛拉雅山探险队。在危险的团体体育运动中，队员
之间相互依赖的重要性远胜过有效地执行任务。面对最大的风险，我相信其他人
不会抛弃我，会支持我、帮助我，会为了救我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价值的和基
于信用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在那里也会发展出对整个团队的特别强烈的依恋，
它被看成是生存所必需的支持力量。登山者愿意为了团队的目的而失去自己的舒
适和满足。“在一个士气高昂的组织中，他们会理所当然的为组织的目的做出小
的，甚至也许是大的牺牲”（Banfield 1967 ： 87 ）。
体育运动之外的可用来比较的例子是做一个复杂的外科手术的外科医生团队。
所有的三种信任都会在那里出现：工具性的、价值论的和基于信用的，而且只有
通过他们的结合，成功的合作才是可能的。另一个例子是军事单位。在有着最大
水平的威胁的战争条件下，高昂的士气、对团体的依恋、和对其他战士的责任感，
对获得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高度的工具性、价值论和基于信用的信任似乎是
提高战斗效率的先决条件。“非道德的家庭主义者不会赢得战争。士兵出于对组
织，特别是‘弟兄们’的忠诚而战斗，而不是出于狭隘私利而战斗”（Banfield
1967： 88 ）。
/* 32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作为人格特质的信任（1 ）
信任研究的一个不同取向是把信任看作人格驱动力、信任者的一种品质，而
不是信任者和受托者之间的一种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社会视角（psycho
social perspective）。许多学者认为存在“基本信任（basic trust ）”，
或“信任冲动（trusting impulse）”，或基本的信任（fundamental trustfulness）
（Giddens 1991；Wilson 1993 ），它作为在健康家庭的亲密的、关爱的氛围中
成功社会化的产物而出现。这种信任倾向在后来将由伴有适当给予的相互的、互
惠的信任的愉快的生活经验所增强。基本信任一旦在头脑里确立，它就变得有人
情味了。巴巴莱特把它包括进基本的“社会情感（social emotion）”中：“自
信、信任和忠诚是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情感”（Barbalet 1996 ： 75 ）。
信任的冲动可能是具体的也可能是一般化的。它可能指向某一类特殊的人，
也可能包括所有人。在后一种情况下，它经常把世界与这种概括化的、普及性的
倾向——比如乐观主义、开放主义、行动主义、未来取向、成就取向等——联系
起来。
信任的冲动专门指向其他人类存在。所以破坏信任冲动足以使人失去人性，
使信任的对象具体化，使它从人的特质——个体性、同一性、尊严、自制——中
被清除掉。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断定这是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
使用的一种策略，犹太人在意识形态上以权威的方式被定义为寄生虫或杂草，而
不是人。对这种客体，信任（或同情）的冲动不可能出现。所以不存在对他们的
残忍的、大规模灭绝的禁忌（Bauman 1988 ）。乔恩（Chong ）就遵循这种论证
：“纳粹党卫军变得残忍并通过不允许吃饭、睡觉、和独处，以及加强群体惩罚
以羞辱他们的犯人从而使他们失去自尊和个体性……这使得控制犯人更加容易”
（Chong 1992： 704）。这种效应发生不仅仅因为犯人的抵抗力被瓦解，而且
因为压迫者逃脱了任何良心的谴责。在宗教战争、种族清洗和建立在赋予不同身
份基础上的其他形式的歧视和迫害中，同样的策略也被采用。
信任作为人格的积淀是信任的第二个维度，补充了把信任看成一种关系的看
法。基本信任的存在和缺失在计算风险和代价时是一个限定因素，导致给予各种
客体信任或从他们那里收回信任。它独立于任何理性的考虑，有时可能支持理性
的考虑，但有时可能与合理性的暗示相反。对这种倾向于信任或不信任的心理偏
向的忽视减少了理性选择理论充分地处理信任问题的能力，至少在它的传统理论
中是这样。它似乎忘记了进行计算的理性行动者也是发育完全的人，也是经常充
满情感和非理性的。
/* 33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作为人格特质的信任（2 ）
理性选择取向的传统版本似乎也忘记了信任或不信任的决定发生在先于此存
在的文化背景中，在那里标准的规则推动人们去信任或远离信任。把信任看作一
种文化现象是文化取向的研究领域，它澄清了信任的第三个维度。从这种视角看，
信任既不是作为计算的取向，也不是作为一种心理倾向，而是作为文化的规则而
出现。它属于在迪尔凯姆的独特意义上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 ）”（Durkheim
1964a ），或定位于在刘易斯（Lewis ）和韦吉特（Weigert ）（1985）意义上
的纯粹“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的水平上。它是社会整体的属性，而不
是关系或个体的属性。如果规则要求信任被一个社会分享，而且每一个成员都认
识到这些规则是给予的和外部的，那么它们就会对实际的给予或收回信任的行动
施加强有力的约束。它们可能显著地改变理性的计算和信任的内在倾向。
信任规则既涉及那些接受信任的人，即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也涉及那些给予
信任的人。根据规范的义务，既要去信任他人，也要让他人觉得自己值得信任、
有信用和可靠。这两种义务的所在地是从它的承担者那里要求特殊行为的社会角
色。这种规范义务是随角色而不同的。存在涉及信任者并包括规范的要求去信任
他人的角色。对“助人型职业”来说就是如此（参见Merton et al。 1983）：内
科医生、辩护律师、社会工作者、牧师等。而其他的社会角色涉及被信任者，并
特别强调其值得信赖性（达到信任的要求，也就是行动可靠、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