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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女是在父兄监护下择婿的，而南朝荀阐之的女儿则是完全自主的。荀阐之，广陵人，官给事中，他女儿的婚事，《南史·荀伯玉传》记云：“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逃随人去，家寻求不能得。”看来，荀女早已有了恋人，不满意家长相中的夫婿，在出嫁的前夕，随着意中人逃跑了，而且事情做得秘密，家里人找也找不到，很可能还得到别人的帮助。她决心与家庭决裂，可见爱情深笃，不管什么情况也不动摇。
唐末郑畋女儿选婿，其结果别是一种情形。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郑畋有女当婚，时有余杭人罗隐，善作诗，尤喜咏史，然而屡次考试不能得第，郑畋赏识他，时与往来。郑畋女儿非常喜欢罗隐的诗，不时诵读，郑畋以为女儿爱慕罗隐，想为他们作配，于是招请罗隐，郑女在帘内观看他。这一看不要紧，由于罗隐长相丑陋，同她从诗中得的印象相反，因而对罗隐深为厌恶，从此不再念他的诗。郑畋知道女儿原来只是爱读罗隐的诗，而并不喜欢这个人，就不再给女儿谋算这门亲事（《旧五代史·罗隐传》）。在自家婚事上，郑女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得到父亲的充分理解。
南宋理宗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封为周、汉国公主，喜爱异常。公主到了及笄之年，议选驸马，宰臣建议选本科进士第一名周震炎。当周状元廷谢时，公主在屏风内看到周，表现出不高兴的情绪，理宗知道了女儿的心意，就不采纳宰臣的意见，周震炎从而失去了做驸马的机会。理宗是宋理宗画像宁宗杨皇后所立，为酬恩，选定杨后侄孙杨镇做驸马，对这桩婚事公主再没有异议。婚后，理宗为有天伦之乐，在大内附近为公主建造宅第，时常到公主府欢聚。但是好景不长，公主活到22岁就病死了（《宋史·公主传》）。
上述女子选婚的方式和结果有所不同，但又有相同之处。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荀阐之女儿的完全自主婚姻。荀女反对家长的包办婚，有自己的恋人，一点不征求家长的意见，按照自己的愿望办，在家庭不可能支持的情况下，以出逃实践婚姻自主的追求。婚配是自家的事，配偶要自己来选择，她追求的是恋爱自由。这种要求，在儿女作为父母附属物的时代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女子，要遵行三从四德的伦理，哪能容你自由恋爱！凡是追求这种自由的，其婚姻和婚后生活多半是不理想的。即以荀女而言，出逃本身就是不幸的，离家后必然遇到许多困难，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到寺院当了尼姑。是情人抛弃了她，还是情人死了，史无记载。不过在南北朝时期并不以再嫁为耻，不管哪种情形，她都可以再婚，她没有这样做，万念俱灰地遁入空门，不能不说与出逃有关。她为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付出了血泪的代价。自行婚配，还不符合封建的婚姻礼仪的要求。古代议亲，根据礼法要经过六个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首先要有男方请的媒人到女方家问可不可以议亲，同意了，女方报告女子姓名，男方回去占卜，得到吉兆，告知女家，并送聘金，约定日期，新郎迎娶新娘过门。只有经过这些步骤，做到“明媒正娶”，婚姻才是合法的。若是恋爱结亲，就没有纳采、问名、纳吉等步骤，就不用请媒人，即使请了，也是事后补救，算不得数。不请媒人，不按婚仪程序走，就为礼法和舆论所不容。《礼记·曲礼》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凡是没有保媒的女子的结亲，被叫作“私奔”。《诗经·卫风·氓》里的那个自由结婚的女子也深知这一点，要求对方拖延婚期，以便请媒人——“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荀氏女出逃，当然没有媒人，不行六礼，被正统派歧视，说荀家“出失行女子”（《南史·荀伯玉传》）。不仅舆论蔑视，女子在夫家的地位也低，《礼记·内则》讲：“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把自由结婚的女子当作妾来对待，将良人降为贱人，对于自由成亲的女子的迫害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另一种类型是在家长主持下的局部内容的自主婚姻。
像徐吾氏在公孙楚、公孙黑二人中择其一，徐邈女在家长的属员中选择，郑畋女和周、汉国公主对特定的专人发表意见，可供她们挑选的对象有限，而且平素没有交往，谈不上有什么爱情，往往以一眼定终身。这一眼主要是看对方的相貌和作风，她们是千金小姐，要求夫婿的长相和风度也是很自然的，有合理性。她们的择偶还不是恋爱婚姻，但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些女子的家长在女儿的婚事上是比较开明的，他们征求婚姻当事人的意见，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令她们选择，一旦她们表示了态度，家长是尊重她们的，按她们的心意去办。尊重当事人，不搞父母之命神圣不可变动的信条，有一点民主的作风。像徐邈那类的家长是难得的，他们的女儿应该说是幸福的了。这些人的开明举动，与他们为人有关，如郑畋是“器量弘恕”的人，对他人尚能“以德报怨”（《旧唐书·郑畋传》），对子女也不那么刻板，而较宽容。徐吾犯听从子产的意见，才令其妹自择夫婿，子产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出了这个好主意。如此看来，徐吾氏等是碰到了较开明的人，是幸运儿。
第三种类型是家长承认女儿选择对象的既成事实，如贾充同意贾午与韩寿的婚事。贾午的行为在当时认为是丑事，贾充发觉后，不愿张扬，乃使他们结合。这种家长面对现实，不去制造恋爱悲剧，也有开明的地方。这种人在封建时代受到一些歧视，那是以封建礼法要求他们，说他们家教不严。那个时代确实如此，但家教严，就是女子信守三从四德，有何好处！所以今天我们倒可别作分析，摒弃传统观念，对贾充辈无需作过苛的评论。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青年男女的婚姻，早在三代就出现了，但是从上述青年男女，特别是女子自选配偶，或在父母家长主持下发表一定的意见的事实，我们知道当时青年选择配偶的权力比后来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婚姻不自主（即包办婚姻）有个发展过程，在古代是越往后越严重，从而愈加引起强烈的反抗。与此现象相反，青年婚姻自主权的恢复也必然有个过程，而且是相当长的，在古代不可能完结，在中国近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要想完全实现还需当代人的继续努力。现代人需要有支持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强烈意识，要明辨是非，彻底清除包办婚姻的思想残余。婚姻自主，是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子应有的权利，封建时代他们得不到，去争取的妇女备遭迫害，被歧视为“失行女子”，然而后人从她们身上看到争自由、争人权的精神，争取美满幸福生活的精神，实在是可敬的。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女子婚姻节烈观不批判，不清除，就是对包办婚姻残余势力的宽容，这怎么能使婚姻自主彻底实现？如果不表彰古代争取婚姻自主权利的女子，听任古代宣扬三从四德典范的传记充斥文献，我们于心何安！荀氏女这类女子的历史，实在应该重写啊！
第一部分 婚姻家庭（一）第2节 汉家童养皇后
童养媳，亦称“待年媳”，古时民间多有这种人。她们大抵是贫穷家庭的幼女嫁到也是寒微的婆家，等到成年，才同丈夫正式成亲。这样女家先减轻人口负担，由男家代为抚养，同时男女双方家庭都可以减少婚礼中的开支，这是穷苦人家采取的一种婚姻形式。待年媳在公婆家劳动，多遭虐待，苦不堪言。俟成婚后，亦多有不幸的事情降临她的身上。童养媳过的是多灾多难的生活，是不幸的人。然而在汉朝皇家却也出现童养媳，她虽则贵为皇后，但生活遭遇的不幸，有与民间相同的地方。
汉昭帝画像汉昭帝上官皇后原是待年皇后。上官后祖父是左将军上官桀，父亲上官安，外祖父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汉武帝死时，以八岁的儿子昭帝继承皇位，令霍光、上官桀、车骑将军金日等辅政。霍光与上官桀是儿女亲家，同金日也是这种关系，他实际执掌着政权。昭帝因年幼无母，由大姊鄂邑盖长公主居住宫中照料。这时上官后才几岁，其父要把她送进宫中做皇后，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霍光认为她年龄太小，不同意。盖长公主有姘夫丁外人，想把他按照尚公主的制度封为列侯，上官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