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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定平衡括斋随笔
你，你的哀愁，你的欢乐，
你的遐想，你的雄心，你感觉自我，
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下面一堆东西的活动而已：
一大群神经细胞和同它们联系着的分子！
──F。克里克（英国生物物理学家）
岳麓书院的“霜冷话语”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不甘百年寂寞，先后请了余秋雨和余光中两位先生登杏坛而发大响。笔者是漂泊异国他乡的湖南人，不过像一位法国诗人说的，世界太老而吾生又晚，失去机遇躬逢其胜，只剩得两个美妙题目在耳边余音袅袅：《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和《艺术经验的转化》。我都有兴趣，特别是余秋雨先生讲的第一个，更招人惹人也可以显出何谓“夸人”（《文中子·事君》：“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不过，正跨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似乎首先得站在千禧的大门口，回首伫望一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全景才是。我就望了深情一眼，却感到那里缺乏的是科学中的人文内涵，人文里的科学灵魂，许多人生好戏、文坛闹剧，都恰恰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一点，如果两篇演讲连小扣都没有扣一下，那岳麓书院庙堂再大，恐怕也会显得大而无当。
余秋雨先生本人也“认真地鸟瞰了一下”，不过舍中国而远趋新加坡。那次欢会还出了一本书：《第四座桥──跨世纪的文化对话》。不知何时先生成了桥梁专家，大炒现饭，还是凌空架起那“四座桥”。但先生缺乏理工科的起码逻辑头脑，所说四样东西像岩洞里的蝙蝠配戈壁的芨芨草，划分依据混乱，不成体统，这早已有人指出。形象点儿说，前两座只能说是建筑桥梁的钢筋水泥，而第四座则不知所云，只有老三儿才算爬上了桥。再说，先生以一派“文化商格”，来大谈“文化人的整体人格问题”，也未免滑天下之大稽。对于一个没有科学底蕴，而又不进行反思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写的说的全是谎话，包括文章里的虚词和“人”、“口”、“手”、“刀”、“尺”等。在马来半岛最富有青蚨气的习习熏风下，余先生用最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大侃“应当把自己心底的生命的苦恼、生命的冲撞，甚至生命的分裂真实地表达出来”。而“脑壳”后面，却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一点“小恶”都讳莫如深！言行之妍媸反差未免太大。西谚云，“一个傻瓜总能找到一个更傻瓜相信他的话”。所幸的是，市场经济已经启迪民智，大大提高了全民对堕入“更傻”境地的警惕性了。
岳麓书院一场不知天圆地方的“学术”报告，新加坡一番“跨世纪”的“文化对话”，都根本没有抓住文化的底蕴。由于余先生以“桥”发难，其他人的话语、文本（姑用两个先生很喜欢的词儿）也都面有“桥”色：半空千尺跨汗漫，不知何处是桥墩？我在下文要论证的是，二十世纪的文化（美术、文学、音乐、舞蹈等等），却是在科学的温室里受精的，都是在技术的产床上诞生的，就是在对于时空、关于物质、有关意识等等的精密研究和恢宏思考里边发育成长的。一句话，二十世纪文化可以叫做“加速器里的文化”；“中国文人”要跨“二十一世纪”，当然就应该是“加速器里文化”的“说书人”。那么，要讨论“大文化”，要做批评，要谈美，还离得开科学吗？否则，上诌一篇“文化”，下讲几座“桥梁”，左来数声“解读”，右搞一场“破译”，无非全是隔靴搔痒，或向壁虚造。我这里说科学，是要挖掘文化的科学底蕴，就是科学技术对于文化内涵根本性的影响、浸润、“迂回和进入”（le détour et l’accès，姑借用弗·于连一本讨论中国文化的书名）。这里自然并不指载体，也非工具。一个会把文章写到软盘上，写进因特网的作家，依然可以没有科学精神。我当然也不是说外国文人全是科学家，只想指出这乃是一片共识氛围，一种服膺态度，一个努力目标。物理学家出身的英国文学怪杰斯诺（C。 P。 Snow）就曾愤怒地说，人文学者对于不亲近文学的科学家嗤之以鼻，但是，不懂科学的文学家自己不是常常伊于胡底？其实，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化的真实写照：太缺乏科学思想和哲学反思，这两座相叠相成的莲花座。“五四”时代我们的先贤呼唤“德先生”、“赛先生”，论者常常感叹“德先生”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岂不知“赛先生”也还根本没有成为文化的“大众情人”，于是就必然引发了一些人“失恋”中的种种精神缺损和行为失态。岳麓书院和新加坡恰恰提供了演示场地。
那么，就让这边厢的文化瘸着腿还满街乱跑么？
科学向文化进军的那个千禧
文化，本是一份稍纵即逝的缘分，还是一腔永不饱足的饥渴，又是一种经久耐用的沉淀。这种缘分有一个特点：文化沉淀来源于人本能的饥渴如此迅猛，连稍纵即逝都能紧紧抓住，而这宝贵的积累沉淀又会在不经意间就荡漾泛起。人们都有体会，有时候，一片熟悉的歌声，一缕午后的斜阳，一阵薰风，几丝春雨，就会招来皇皇一篇遐想，拖来累累一串回忆，拽出整整一个时代。于是，文化这种缘就非要精密灵巧而又随机触发的机构不可。文化缘的科学秉性，就在于她原来是由一系列自然科学的精妙意象，一组组现代技术的精巧零件所构成的。这么说，既包括了文化的制作过程，也涵盖了文化的传播通道和欣赏机制。文化原是“建构性”的土产！
所以，文化的良种基因=崇尚思想＋师法科学。
其实，这个叫今天的文化人有点儿吃瘪的公式，却早是古今中外、丰富多彩的传统。中国的孔夫子提倡学诗，振聋发聩地发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谠论隽语。在他老夫子讲坛上，科学和人文结合得天衣无缝。荆楚才子屈原，更是石破天惊向天地、向人生、向鬼神、向历史发出了一百七十多个大质疑，不问破宇宙死不休，这样下笔才“昂昂若千里之驹”！据李政道先生说，长诗《天问》是世上最早的宇宙学，也是用几何学来解析地球形状的一部科学！不肖的后学者以为拔着头发就能离开地面，只死背“不学诗，无以言”，于是从辽阔太空一下子自愿蜷缩到蜗居斗室去了。古希腊时期，科学家、诗人、哲学家睡的是“统铺”，比肩抵足。中世纪给文化一律给绑上了经院的“贞操带”，眼不窥园，足不出户了。于是经过几番几劫的反叛和反思，这才迎来了文艺复兴之春。但丁唱道：“爱，她能够推动太阳和其他星星。”这多么像东方太老师《周易》里的名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之后，自然科学在文学创作领域还有一番“自然主义”的奇遇，遭到过一群发烧友分子超负载的挪用透支。那便是福楼拜歌唱“诗歌像几何一样精确”的天真时代。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那个千禧，迎来的是科学向文化进军的大好时代，艺术形式的滔滔洪流汇合着科学底蕴一泻万里。科学精神首先在画布上渗透皴染起来。光线，不再仅仅是视觉感受，而成了画家手里一门生动活泼的物理学；几何学不再仅仅是抽象的空间配置，而成了画布上一座非常艺术的坐标系统。世纪之交美术革新得力于三个人：塞尚致力于引进空间的新概念；高更专注在构图的新形式；凡·高则解放了色彩丰富华美的物理天性。三个人都分别是绘画上的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凡·高在他的书信里，发明了无数描写各种细微色彩差别的名词，研究这些色彩的物理视觉效果。塞尚则把自然表现为“透视而成的圆柱体，圆形和圆锥体”。人们都说西洋对于日本画的借鉴，其实真要溯本求源，西方现代美术倒都深受中国美术精神的影响。中国绘画的神韵说，可说是现代绘画各个流派都追求和崇尚的精神。中国美术史上奉为圭臬的“绘画六法”里，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中国的“气”，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概念、一篇宏伟博雅的人文意象，是人对于自然界基本推动力一种明确生动的概括。自然的“气”如何转化为画纸上的“神”，这就是中国美术自然观察的核心，也是技术操练的要领！我很尊敬中国有的学者，他们在皓首穷经般追索着流传海外的文化遗产。但是不要忘了，向宇宙时时发出率真而严肃的“天问”，也是西方从中国挪用过去的又一桩尚未归还的精神财富！
总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