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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尔后是将录音带送往播音室。6点30分，男女播音员优雅的声音准时涌进了共和
国千千万万个窗棂——它是十亿中国人民必不可少的一顿政治早餐；
7点整，中央二台重播一遍。8点30分中央一台又复播一遍。经过如此一番紧张
的忙碌，一般编辑9点多钟就可以下早班了。而他是这个节目的几位主要导演之一，
总有那么多方方面面的事在牵扯，诸如每日节目播完之后的小结会，有无中央领导
或普通听众打来电话指出其中内容的不适之处，等等。因而，他每日回家总早不过
11点钟……
我骑车绕过天安门广场一路向西，驶过复兴门立交桥，在顶尖镶嵌着金色五角
星、表现出鲜明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大楼西侧生活区里，又经七拐八
弯的查询，终于如约叩开了五层楼上的一个单元房门。
这是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间，住着他、妻子、13岁的大男孩和11岁的小男孩四
口人。室内除了几样必备的已是陈旧的家具外，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摆设：没有
席梦思双人床。没有长条沙发或单人沙发、没有洗衣机、没有组合音响……不是他
穷到这等地步连一件都买不起，而是没有空间，空间！15平方米的空间，已经被充
分利用到了极限：两张钢丝行军床靠墙一字儿摆开，他和妻子一人睡一床，每人须
各带一个男孩睡，冬日拥挤成一团还可相互取暖，夏夜热汗蒸腾难受劲自不待言；
属于他的行军床的尾端三分之一部分，又演杂技般赫然用砖头垫起一张三斗桌，桌
面上叠放着高及棚顶的木箱、被褥等林林总总的一应家什，他躺下睡觉时必得小心
翼翼地将双腿依次伸人三斗桌下面窄小的空隙，似有在一堵危墙下过夜的感觉；一
张写字台，父子三人轮番共用；一张能折叠的吃饭圆桌，吃完饭当即竖立起来以便
腾出空间；一个大衣柜；一台缝纫机，缝纫机台板也是孩子们做功课的好去处；几
张折叠椅，也是准备着随时可以叠放起来；一家四人同处一室时，在房内走动都得
互相礼让三分；厨房四平方米，两家共用；门厅巴掌般大，也只能供两家人进出门
走动；更为破旧的杂物，则毫不客气地堆放到门外的公共过道上了……
他长期上早班，近中午才回家。前几年妻子一直在京郊的一家工厂上班，路途
远中午回不来。他每天头脑昏昏沉沉地回到家，又得去买菜、烧饭。吃完饭还不敢
马上睡，怕孩子误了上学，将孩子打发走后，差不多两点多了。赶紧躺下睡两三个
钟头，妻子回家了，有时顺口说一句“五点多了”，他一听紧张极了，闹不清眼下
是白天还是黑夜，以为是凌晨五点钟，上班迟到了，睁开眼糊里糊涂就往门口闯，
有时还免不了额头上碰起个大包！晚上，想再睡一会，或是想写点什么东西，可屋
内两个男孩吵吵嚷嚷的；要不，关门闭户吧，外面大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隔壁房
间的电视声，也还是如古都秋末春初的满城风沙一样顽强不屈的漫进来。他自有办
法对付，习惯性地打开一个抽屉，里面长年存放着一团专用棉花，搓成两个死疙瘩，
一边一个塞进耳朵。万一储备用完了，他还有办法，就用手纸沾上点水，软乎乎湿
漉漉的，再塞进去。一般还灵，虽然以堵出了中耳炎、右耳听力明显减退为代价；
有时也不灵，塞了耳朵仍然连续几天没睡好觉，那脑壳便像孙悟空上了紧箍咒，不
用上医院，自己也知道这是肾虚、肝火，抓把中药熬了吃，再咬紧牙根挺过去……
他也连累了妻子。整日里弄得神经兮兮的，害得妻子的生物钟也跟着出了毛病。
他每次上早班起床，妻子都是醒着的，不过怕他于心不安，故纹丝不动作大梦沉沉
状。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妻子患了“前庭功能减退症”，老是
头晕，有时还耳鸣不止，宛如身边总在走着那转着红灯的警车……一次，她在厂里
上夜班，突然觉得气闷、恶心，去楼梯口儿透透风，眼一黑，一下栽倒在水泥地上
了。同事们经过，一看地下一大摊血，赶忙送她去了附近的医院，头上缝了好几针。
再有一次，星期六上了夜班，回到家，便是星期天了。丈夫m年代曾毕业于北京大学
中文系，平素上班克尽职守，全副精气神力都在为每天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
的广播稿件圈圈点点，根本无暇他顾，星期天了，他极想扶笔写写自己想写的文章，
这就起码需要完全属于他的安安静静的一隅领地，这安静于他犹如莽莽大漠里的一
抹炊烟、一泓清溪、一声羊咩一般珍贵和稀罕。而作为家庭主妇的她，自然也期待
着丈夫的一篇稿子能换回几十上百元的稿费，聊以为贴补家用……于是，顾不上自
己彻夜没休息，也顾不得晚上还要去厂里上夜班，她领着两个孩子上动物园了。那
时她一手牵的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大儿子，另一手抱的是还只有三岁的小儿子。逛
逛悠悠间，那令人心悸的警车声又似乎在耳边鸣响了，胃里有什么东西在极力想要
窜出来，她又极力将它压回去，宛如胸间正在打一场各不示弱的拉锯战。为了不败
孩子们的玩兴，也想着要让烟雾缭绕里的丈夫能尽量多爬几页格子，她苦苦坚持着，
努力不形于色，如画的景致与如织的游人在她眼前木然而过，她却还得拼凑出几分
注意力来，以随时准备回答两个未涉人世的儿子不时抛闪出的、犹如春枝上雀儿般
活跃的“为什么……”。最后，实在拖不开步了，她只好可怜兮兮的央求一位游客：
“同志，劳驾您帮我打个电话好吗？”她打算原地等着，让丈夫来接她和孩子们回
去。那人转了片刻回来，告诉她，借大一个公园，竟没找到一部公用电话……她只
有硬挺着上路了，走一段，靠一段，扶一段，停一段，好不容易上了15路公共汽车，
人一挤，汽油味、汗味一冲，最后残存的一点毅力也土崩瓦解了，她大口、大口地
呕吐起来，脸色惨白，手脚哆嗦，那哆嗦的手上，还紧紧抱着三岁的小儿子……
他早已评上高级职称了，主任编辑，相当于大学里的副教授；行政上的职务则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他一家四口人就在这间15平方米的房
子里一住15年。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了一句平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我不发
脾气，发脾气自费唾沫。”他像在一盏青灯下面壁几十年的海灯法师，可谓修炼到
家了，修炼到已没有了脾气。
他心气平和地告诉我，按照目前中央直属机关人均住房8平方米的标准计算，广
播电影电视部还缺房12万平方米。他接着进一步告诉我，他们台里的一位同志，也
是四口之家，今年45岁，上了二十多年的早晚班，也住着15平方米的一间；还有另
一位同事，也是一间房，14平方米，大女儿快20岁了，老为房子的事向父亲发火，
闹得一家人不得安宁……当然，最后他还是叹了口气：“大活人，挤就挤吧，没事；
只是书多没地方放，又不能读完一本就吃进肚里一本，我现在是床底下塞满了书，
阳台上堆满了书，就这样也还有一架书不得不存放在公家的仓库里，已有些许年头
了，前些日子仓库通知要挪个地方，可钥匙不知塞去了哪里？唉，难哪……”他是
属于绝大多数脊梁像钢柱一般默默无言地承受着超重负荷的“中国牌知识分子”！
我从他家告辞出来，走在宽阔的长安大街上，大道两旁尽是绵延不断比肩高耸
的十几二十层大楼，每幢大楼都气势恢宏，每扇窗户都阳光璀璨，而我的心里却像
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涩，真说不清是啥种滋味？！我刚刚采访的那个
发生在15平方米房间里的故事并非绝无仅有。我经常耳闻抑或目睹同学、朋友、同
事们谈及某某人，因无房一年、二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结不成婚，或者结了
婚直至生了孩子而男女双方仍住在各自的单身集体宿舍，要不就干脆俩人晚上住进
办公室去（如果单位头头宽厚而不干预的话）。也有近似“天方夜谭”的，治安保
卫人员在公园幽静的角落“抓获”有越轨行为的男女，人家却大大方方的向你亮出
结婚证书来。至于中国人为分房而打破头而使出十八般招数的“黑色幽默”，更是
俯拾即是的事。新近由中央电视台播映、天津女作家航鹰编撰的八集电视连续剧
《乔迁》，对此已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