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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广泛流传于凤阳农村的一首顺口溜，最为生动、形象地表述了农民们
喜不自禁的心绪：“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
十年内乱，四川广汉县田畴不事稼穑，外地人只需用几十斤粮票就可以换走当
地的一个大姑娘。广汉人以对饥饿最痛切的体尝和最果敢的实践勇气，在丰腴的土
地上成为全国第一个用“包产到组”的形式种地的县。
1980年4月，当广汉县向阳镇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将摊子一分为三：
乡党委、乡政府、农工商总公司时，马上成为震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
这一举动无情地宣告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锅饭体制在中国农村的寿
终正寝。其后不久，中国农村被取消了二十多年的乡、村政权机构得以恢复，它适
应了新的生产形式的需要。
农村改革的潜流，日益在峡谷冲撞中迸发出巨大的诱惑力——
安徽、四川、贵州等地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传播并
实施起来。
到1984年，中国广大农村569万个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落实联
产承包的农户达到18397。9万户，占总农户的96。6％。
从凤阳小岗一个队到全中国的五百多万个队，短短六年时间，中国农民的前进
步伐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下达“一号文件”，向全国八亿农民郑
重宣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
土地是最容不得糊弄的——荒芜了就荒芜了，耕耘了就耕耘了。
一旦像农民尊重土地一样地尊重了农民，广袤的田野上便收获了顺应生产规律
的硕果。
正是这一年，中国粮食生产创造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纪录：全国粮
食总产量高达4200亿公斤，人均粮食达到400公斤，第一次跃上世界平均水平；棉花
人均占有量则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六年前，邓小平就曾预言：“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
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被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
脑筋想办法。全国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想办法，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农村经济改革这步棋，真正显示了中国政治家们懂透了中国农村。
至此，中国人有资格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告：“一个饥饿的时代基本结束了！”
随着1985年新年钟声的敲响，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道帷幕被拉开了。
中央适时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战略构思。
商品经济大潮首先在中国广大乡村冲决了千百年来森严壁垒自我封闭的堤坝。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迅猛推广，有力地证明了它是现阶段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的一
种十分有效的形式。它消除了原有合作经济体制中的各种弊端，极大地解放了农民
们长期受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潜力，促使农业开始从自给半自给的小生产模式
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大农业转化。
随之，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金的涌现，刺激农村的多种经营迅速崛起：兼
业户、专业户、重点户等如同雨后春笋遍布乡村城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们，终于开始挣脱“黄土地”的束缚。
这是中国农村发展道路上继土地经营权改变之后，向产业经营权冲击的又一次
重大拓展！
农工商协调进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发展，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
化的进程中，乡镇企业当之无愧地唱起了“主角”。
字幕：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6495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全国社会总产
值——这意味着在农村改革兴起的十年间，乡镇企业走完了新中国三十年所走过的
漫长路程。
这是不亚于1984年粮食大丰收的辉煌。
这是奔涌于希望田野上的第二个大潮头。
从几千年刀耕火种的黄土地上萌生一个工业文明——这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
中国乡村的一场惊世骇俗的产业革命——她分娩出一个中国的“第二工业”。
三百年前，英国为完成它的资本原始积累，曾野蛮地将农民们驱赶出家园。而
今日中国，亿万农民却豪迈地义无反顾地从乡间汇入了工业化的洪流。
中国的农民是幸运的——他们第一次成为商品经济大海中的弄潮儿……
改革不容易，与改革共命运的农民企业家们更不容易。
让我们来观赏一组已成为笑谈的历史镜头——
卢志民（字慕：吉林省四平市红嘴子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一个看上去十
分普通的农村青年。
有一次，他乘坐的小轿车被交通警察拦住。
“谁的车？”
“我的。”
“你啥级别？”
“没级，我是农民。”
“农民？农民坐啥车！”警察毫不客气地摘走了车牌。
卢志民确实没有级别。然而，他游刃有余地指挥着一个固定资产3500万元、年
产值达4000万元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有如一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缺少资金，缺少设备，缺少原材料，缺
少高科技……却在广大农村奇迹般地成长起来了。
它顽强的生命力，包容在自身所拥有的优势上——
东莞模式——农副产品加工型的乡镇企业发展道路。凭借调整农业结构，发展
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是一条必由
之路。
东莞市1979年与1990年相比，经济综合指标年均增长21％，农村人均收入从19
3元提高到1359元，大大高于全国和广东全省人均收入水平，全市80％的农户盖起了
款式新颖的楼房。
温州模式——靠商业活动起家并逐步发展为依托外地市场加工业的乡镇企业道
路。摆脱了当地资源的限制，突破了地域性商业周转的范围，与全国性的市场形成
网状结构，对于促进城乡商品流通发挥了不可低估的桥梁作用。
被誉为“东方第一大钮扣市场”的温州永嘉县桥头镇，1979年由一位弹棉匠从
外地买回一批处理钮扣在镇上摆起第一个钮扣摊，一年之后，镇上卖钮扣的摊点发
展到11多家；迄至今日，全镇已有800多个钮扣店、摊，全国300多家钮扣厂生产的
1700多个品种的钮扣在这里均有销售。每天，除市面上有5000多人从事经营外，还
有9000多人在外跑采购和销售，组成了遍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流通网络，
仅镇邮局每天收到的汇款单就多达10万元。商品的流通又极大地刺激了产品的开发。
钮扣生产厂家也如雨后野蘑菇般从这片土地上冒出来。
苏南模式——吸收沪宁一线大城市技术力量发展的乡镇企业道路。由于历史渊
源，大批城市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下放在这些乡镇，他们适逢改革盛世，成为农村
商品经济大潮中呼风唤雨的人物，这是一条城乡工业协作发展的新路子。
声震全国的“丝绸之乡”苏州市吴江县盛泽乡，凭借雄厚的纺织技术力量，丝
绸产品远销至东南亚、欧美各国；全国最大的丝织品交易市场也设于此，年产值逾
10亿元。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赞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
依托科技进步走入“全国十佳乡镇”行列的福州市洪山乡，1990年的社会总产
值达到4。2亿元，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了46倍。
1987年，属于农民的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
1990年，乡镇企业出口创汇达13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量的23。8％。
时至今日，乡镇企业发展到2000多万家，亦工亦农的工人超出1亿人。乡镇企业
创造的产值在全国社会总产值比重中，已三分天下有其一。
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如何消化10多亿人口的沉重
包袱。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常常为经济起飞带来的城市人口膨胀和种种城市病而
头痛不已。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乡村城市化的大趋势，则表明从马克思到列宁到
毛泽东多少共产党人梦寐以求消灭城乡差别的美好愿望，今天在中国大地上已开始
成为现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中央有关部门曾通过分布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近300个农村固定观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