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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他专程飞往太原，会见阎锡山，飞往济南会见韩复榘，并让他们向傅作义、宋哲元等人传达他的停止抗日、集中力量“剿匪”的方针。
蒋介石还命他的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樾进行了六七次会见，在东京的许世英大使也与日有田外相进行了商谈与勾结。
12月4日，蒋介石再度来到西安指挥“剿共”。
他的几十名高级将领和大员如钱大钧、陈诚、陈调元、蒋鼎文、卫立煌、陈继承、朱绍良等也一起来到西安。
与此同时，260个团约30余万部队的前锋已到达陕西潼关，100多架新从意大利买来的最新式飞机（其中一部分是给他的献寿飞机）一批批飞到西安。
西安上空整天机声隆隆，街上跑的到处是高级小汽车，旅馆里塞满了人。
大饭店座无虚席，猜拳、打麻将声不绝于耳。
妖艳的妓女夹在大员之间，调情卖俏，异常活跃。
在“剿共”大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12月10日，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哭谏。
他声泪俱下，希望“委员长纳忠言，千秋万世留下美名。
否则，即使他本人愿意孝忠到底，部下也不肯听命”。
蒋介石不但不听，反而拍桌大怒，一顿臭骂后，恶狠狠地走入内室。
张学良还不甘心，出来后让杨虎城再去劝说一次，看看情形。
可蒋介石依然故我。
至此，张、杨感到光靠劝告、苦谏、哭谏已无济于事，而蒋介石12月12日就要离开西安了。
如不采取果断措施，便会丧失良机。
他们只好进行兵谏。
为了万无一失，他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严密的分工。
由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介石，并负责从西安至临潼的警戒；杨虎城的17路军负责解除西安的中央宪兵、特务、警察及部分中央军的武装，并扣留飞机和南京军政大员。
12月12日凌晨天亮前，东北军卫队团的警卫营悄悄摸进华清池。
由于行动被蒋介石的卫士发现，并开枪射击，双方展开激战。
蒋介石的少爷卫士一听枪声便惊慌失措，还未集合就被东北军扫射而死，尸体都排得整整齐齐。
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被打伤足部。
蒋介石在梦中听到枪声后，以为红军来了，顾不上戴假牙，穿着睡衣、拖鞋就往外跑。
在翻墙时，由于过度紧张，跌进一个荆棘坑里，摔伤了腰部，掉了一只鞋。
这时恰巧遇见一个侍从副官，便背着他向东南方向的山上跑，在一块叫虎畔石的大石后面的草丛中藏了起来。
警卫营孙铭九营长等见蒋介石跑了，但衣服在，汽车也未开走，便一边把情况报告张学良，一边继续搜查。
在搜到虎畔石附近时，蒋介石的秘书肖乃华刚探头就被一枪打死。
蒋介石赶紧举起两手说：“我在这里。”
东北军的战士端着枪走过去，只见蒋介石浑身哆嗦，缩做一团。
他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条白色睡裤，一只光脚流着血。
白凤翔和孙铭九闻讯后十分高兴，立即赶来，叫蒋介石跟他们走。
蒋介石因怀疑他们是红军，便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军队？”孙铭九说：“我们是东北军。”
蒋一听是东北军，便赖着不走。
白凤翔看见蒋介石冻得全身发抖又行动困难，便脱下自己的大衣给他披上，让孙铭九和卫队连长王协一轮流将其背下山。
走到汽车边，蒋介石又怀疑是东北军一部分哗变，死也不肯上车，并问：“张副司令在哪里？”白凤翔和孙铭九回答说：“我们领你去见张副司令。”
然后硬把他抬进小汽车里，护送到张学良的住地西安新城大楼。
与此同时，西安市内的中央军、警、宪等武装已全被缴械，南京军政大员也全部扣留。
包围宾馆时，邵元冲跳窗逃跑，不听制止被击成重伤，死在医院。
在集中点名时，独缺陈诚一人。
原来他身带处分张、杨的绝密文件，听到枪声后，立即将文件撕毁投入马桶，用水冲下，自己逃入地下室躲起来。
宋文梅营长带领士兵走进地下室搜查时，把他从一个空啤酒箱中拉出来。
宋营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讥讽地说：“军人嘛，怎么这么丢人！
”
在兰州方面，也已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
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后，为了说明真相，于12月12日上午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继之于后。
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
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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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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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
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
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
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
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
大义当前，不容反顾。
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
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张、杨通电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12日上午10时，西安各报便出了号外，捉蒋消息立即传遍全市，大街上挤满了人，人们一边走一边欢呼，青年学生更是兴高采烈，不自觉地形成了一股股的游行队伍。
张学良在发动兵谏时，于12月12日晨5时致电毛泽东主席，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
兄等有何意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
捉住蒋介石，张、杨二人兴奋不已，但如何处理后事，二人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心情很快变得沉重起来。
他们联名给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3日在保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后的局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12月16日组成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包括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的代表团飞抵西安。
12月19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同时为了应付南京的“讨伐”，将红军南调至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淳化、咸阳一带，红17军团挺进到西安东南的蓝田，以支援东北军和17路军。
张、杨捉蒋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党政军大员乱作一团，有的悲，有的暗中高兴。
军政部长何应钦感到这是夺取委员长一职的难得机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力主讨伐，企图用飞机炸死蒋介石。
12月12日下午，他召集党政军首脑开会，交换意见，当晚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武力讨伐的决定；又给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发电，促其立即回国。
亲日派的这些举动，引起了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强烈反对。
事变当天，宋美龄、孔祥熙等还在繁华的上海享乐，第二天一早便赶紧来到南京。
他们力主以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坚决反对何应钦等人所做出的决定。
在宋美龄的强烈要求下，孔祥熙以行政院的名义于12月14日召集会议，同意进行和平试探，并派黄绍竑等前往太原，请阎锡山出面调解。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再次开会，仍决定武力讨伐，何应钦自封“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分任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并下达了讨伐令。
随即何应钦派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