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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蒋介石4次“围剿”红军均遭惨败，日寇步步进逼，杨虎城决心“不跟蒋介石殉葬”，转而加强与陕北红军的联系。
蒋介石逼走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后，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免去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杨与蒋的矛盾更加尖锐。
从此，杨虎城对蒋介石采取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练你的兵，我练我的兵”的政策。
他在17路军部队中办了一个步兵训练班，抽调下级军官参加训练。
除军事课外，所有政治课都由杨虎城亲自指定比较进步的干部担任。
1935年下半年，东北军大举入陕。
杨虎城开始怀疑张学良是来取代他的地盘，再加蒋介石的挑拨离间，17路军和东北军一度关系比较紧张。
但杨虎城善于谋略，能够沉得住气，从大处着眼，争取与东北军共存，所以对自己的部队做了许多工作。
东北军开入陕西的时候，随军眷属之多，实属军史少见。
不仅中下级军官均带眷属，甚至伙夫、马夫也带着眷属。
于学忠率东北军经西安开往前线途中，成千上百里的大道上，无数随军眷属成群结队，不分昼夜地随军行进。
其中有老头、老太太，有的妇女一手拉着一个小孩，怀中还抱着一个小孩，一拐一跛地艰难行进。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东北沦亡，军人家属无处可去，只好随军流浪。
较高级的军官一般把家属安顿在北平、郑州、洛阳甚至天津租界地，待军队安定之后，找到住房，再行搬家。
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家属只能随军而行。
这样不仅可以不花路费，还可以随军混口饭吃。
一旦脱离军队，生活立即就会陷入绝境。
人们看到这些随军妻女的艰难、凄惨状况，感慨地说：“这不是什么行军，这简直是一幅亡国的难民图！
”
由于家眷人多，所以事也多，每到一地，就要占用民房和借用居民的东西。
不少孕妇在行军中临产，只好找商店或居民家借住，这在客观上对军民关系发生了不利影响。
17路军的官兵对东北军这种状况开始很不理解，也看不惯，与东北军时常发生矛盾。
17路军宪兵营一天在西安东关巡逻，发现东北军因占用民房与居民发生了争执。
宪兵调解时，东北军因困难重重蛮不讲理，与宪兵发生了冲突。
宪兵营长将情况报告杨虎城后，杨虎城便对他说：“你们明白吧！
这就叫亡国。
我们对他们应有同情心，不能以正常情况对待这些问题。
要教育我们的官兵，以后处理这类问题要特别注意。”
东北军110师和109师与红军作战全军覆灭，眷属们听到消息后，像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悲号之声，此落彼起，连绵数十里。
每当部队被红军消灭或打败，上岗查哨的官兵，夜夜都能听到女人凄凉、绝望的号哭声，令人惨不忍闻。
这样凄惨的景象不仅震撼着张学良和东北军，也震动了当地居民和杨虎城将军。
各方面都给予东北军家属大力的安慰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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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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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路军的将士拿出钱、粮和衣物进行慰问。
老百姓，尤其是那些老婆婆，拿着自己攒下的鸡蛋送给东北军的眷属们吃。
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使东北军将士深深感到祖国同胞情谊的温暖，同时也激起了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
有的大声说：“他们说共产党是赤化，赤化有什么可怕？这样下去，老子绿化也干！”这种军民一致的思想情感，成为以后东北军和西北军相互合作、促成“西安事变”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来到陕北后，即通过南汉宸、汪锋、王炳南等多种渠道进一步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
毛泽东还派红26军政委、陕西省地下省委兼军委委员汪锋带去他亲笔写的信，与杨虎城谈判，并与杨虎城达成四项协议：第一，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第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第三，17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
第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张学良与杨虎城都知道对方与共产党有联系，但又都不敢说出来，只是进行一些试探性的谈话，彼此心照不宣。
高崇民到西安后，在张学良的示意下，才疏通了关系，消除了误会。
从此二人肝胆相照，为抗日救国携手合作。
张学良和杨虎城为说服蒋介石抗日，对蒋多次进行劝谏、苦谏和哭谏。
张学良甚至向蒋介石跪下，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的厉声回答：“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1936年11月1日，张学良去洛阳参加洛阳军校纪念会，蒋介石针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主张，杀气腾腾地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与红军联系共同抗日时，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特务早已在暗中窥视。
“剿共”政训处长很快就获得了这一重要情报，并亲自乘飞机到广州向蒋介石告发。
蒋介石听后大为震动。
他感到，如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之密谋实现，“剿共”大业将前功尽弃，这将直接关系到他的统治和一生的成败。
他决心继续推行“先安内后攘外”、“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政策。
他认为，红军残部窜至陕北，经过休整和补充，也不过3万人。
而他调集30万大军、200架飞机易如反掌。
他还拥有毒气弹，在两三个月内就可以将共军大部消灭在陕北。
如果一小部分渡过黄河，到达蒙古沙漠地区，他再控制黄河，用兵围剿，红军插翅难逃。
到那时，红军让我收编，我也最多收编5000人。
至于张、杨二人，他自信他们还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
如不听令，他立即就将他们调离西北，然后再找机会收拾他们。
主意已定，他在两广事变结束后，立即于10月22日飞赴西安。
他初到西安，为了摸清张、杨的底细，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张、杨和邵力子等陪他登华山，游终南，然后听张、杨对“剿共”的意见。
这期间，他到张学良办的王曲训练团，以领袖身份训了一次话。
他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危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危害尚缓。
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
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
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予以制裁的。”
当时东北军中的抗日呼声甚高，不愿与红军作战。
王曲训练团又是张、杨为抗日培养军事干部的场所，所以军官们听了蒋介石的讲话，莫名其妙，十分气愤。
会场上顿时咳嗽声、跺脚声、用脚擦地声、低语声响成一片。
蒋介石只好讲了半个钟头就收场了。
张学良本想陪着蒋介石与前排的高级军官握握手，可看到会场秩序不妙，就免了。
一散会，军官们便议论纷纷，有的说：“这算什么训话，简直是胡说八道！
”
有人说：“他的所做所为与卖国贼没有两样。”
第二天安排讨论，讨论会变成了批判会。
有着强烈爱国思想的苗剑秋大声说：“我们亡省亡家，他却让我们不要打日本，去打共产党，简直是放屁！
他讲这样的混账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
”
蒋介石来西安之时，正是他反动统治登峰造极之时。
他用分化收买惯技，解决了两广事变，又迫使他的政敌汪精卫出国。
这年的10月30日又是他的50大寿，他便去洛阳住了一个月，让全国上下为他祝寿，捐财、捐物，到处修建“中正堂”、“介寿祠”，甚至让每一个小学生都为他捐献。
当年，吴佩孚在洛阳庆祝50大寿时，是“满天风雨会中州”，盛况空前，蒋介石与吴佩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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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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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方面祝寿，另一方面会见各路诸侯，抓紧部署“剿共”。
他调集嫡系部队约30个师驻扎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沿线，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下令扩建西安与兰州飞机场，准备容纳100架轰炸机对付红军。
这期间，他专程飞往太原，会见阎锡山，飞往济南会见韩复榘，并让他们向傅作义、宋哲元等人传达他的停止抗日、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