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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除夕，陈寅恪从存仁医院回家，外面的爆竹声声更加衬托出了陈寅恪内心的伤痛与对眼睛不愈前途未卜的忧心。作为一名学者，从事学问研究，不能用眼睛读书，前路何去何从，心中的苦闷只有在诗中去寻求一种发泄和寄托：
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
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
以书为生的学者，双目失明，著述立作的理想难续，牛津讲学的意愿化为乌有，身边的妻子女儿如何照顾，老父的遗骨待葬，恨愁交加，对人生多舛的无限感叹溢于诗表。一年之计在于春，可是这年的春天，陈寅恪的眼睛变坏，春天的大好时光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欣赏，一年的所有计划都在不可意料中被打击得凌乱不堪。以往美丽的东西也不再可以用眼睛来细细地审视了，化作了回忆，只能努力用心来寻找那份原来属于自己的美丽。没有春天可见，独自对着繁枝茂叶怆神，在病中，往往倍添思念先人故居的感情，这个时候，陈寅恪内心的悲凉和无奈无以言表。
1945年5月17日，是陈寅恪56岁生日，悲恨交集，内心痛苦之情可由他所作的三绝察知：
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通。
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
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
女痴妻病自堪怜，况更流离历岁年。
愿得时清目复朗，扶携同泛峡江船。
陈寅恪哀感自己的人生不幸遭遇的时候，仍然不忘记国事。1943年冬，刚到达成都的时候，深刻感到太平盛世难以见到，胜利的日子不知道何时到来，难以让百姓过上平静祥和的生活。那时的日寇在中国的侵略气焰仍然嚣张，兵尘漫漫，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1945年，盟军攻陷德国柏林，胜利的曙光姗姗来迟，倭寇已经穷蹙，迎来了“破碎山河迎胜利”之感。中国的抗日胜利，更是喜不自胜，国耻家恨经历了艰难曲折，伤痛累累的八年后终于有了个完满的句号。陈寅恪作了《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这首诗虽然读来简单平易，却是寄意深远，饱含胜利到来时复杂的喜悲交织的深情。其中，陈寅恪所引杜甫、陆游的典故妥帖确切。内心复杂的感情以一种婉转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历经磨难终于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历史性的再次感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情境。欢庆胜利的时候，不觉想起这近十年来的辗转艰辛，情何以堪，于是喜极而泣，这种复杂的感情，又掺杂进了对国家的前途，对自己的命运的忧虑，心情不禁转喜成悲。
虽然眼睛病情不断加重，生活也日益窘迫，但陈寅恪仍然没有放下他钟爱的学术研究。1945年陈寅恪动手术无效后，出院回家。此后不久，石泉开始兼任他的助手，每天上午到陈寅恪家中，首先是念报。陈寅恪听得很认真，往往还插几句精辟的评论。读报之后，经常要问：外面有何消息？特别注意当时的学生民主运动。读报之余，石泉还经常为陈寅恪做一些查阅材料、校对文稿、代拟代写信件等工作。所有这些都要全文读一遍给陈寅恪听，陈寅恪的记忆力特别好，听一遍后，事隔多日还能记得，往往联系前后诸事，提出见解和要求。照办之后，再读给陈寅恪听，直到满意为止。①
斯时斯地的苦与难，反而更加激发起了投入学术的热忱，凭借顽强的毅力，陈寅恪这段时期依然有不俗的成绩。1944年到1945年陈寅恪先生的著述有：《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长恨歌笺证》、《元微之悼亡诗笺证稿》、《白乐天之先祖及后世》、《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白香山琵琶行笺证》、《元微之古体乐府笺证》、《读吴起昌撰梁启超传书后》等文。
陈寅恪做学问并不主张“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方式。陈寅恪曾经谈到当时的学生运动，他说：“我班上的好学生大都是共产党。我怎么知道的呢？抗战前那一两年，上我的课的学生中有些人学得很好。后来有一天我去上课，他们忽然都不见了，我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因为
国民党要抓他们，都躲起来了。我由此感到共产党将要成功，因为好学生都到那里去了。”在二次大战后期，盟军方面曾经酝酿着要定日本天皇为战犯。陈寅恪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说：“这事绝对做不得。日本军人效忠天皇，视之为神。如果我们处置天皇，日本军人将拼死抗争，盟军则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才能最后胜利。如果保留天皇，由他下令议和，日本军人虽然反对，也不敢违抗，就会跑到皇宫门前切腹自杀。这样，盟军付出的代价就会小得多，而且日本投降也会较容易。因此，希望盟军不要做那样的蠢事。”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陈寅恪的意料。①陈寅恪一贯注意观察世界潮流，关心祖国的前途，有强烈的正义感，看问题客观、敏锐，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正是这种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督促着陈寅恪在教书和治学的路上抛开艰难险阻，一步步坚实的走了过来。
关于治学与政治的关系，陈寅恪先生有言：“古今中外，哪里有做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做学问。因为做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据王钟翰先生记载陈寅恪先生一事，当时蒋介石喜欢以唐太宗李世民自比，他听说陈寅恪为当代海内外隋唐史名家，曾托人以重金请先生写一部唐太宗传。陈寅恪当时患病，生活十分艰辛，得到这笔钱无疑会解决燃眉之急，但对奉命写书的事情，陈寅恪毅然拒绝。此事十分清楚地说明，陈寅恪先生是言传身教相一致的最好典范。②
陈寅恪治学态度十分谨严，既有开拓性的学术眼光与气魄，又有深邃敏锐的洞察力，他善于从极普通的史料中挖掘出自己的东西来，发现一些新问题。陈寅恪的考证极精，但又绝非烦琐考证，所考问题，都是小中见大，牵涉到重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陈寅恪常说，他最欣赏法国学者写文章的风格，证据够用了，就不多举了，不多罗嗦。英国人的文章也不错。他最厌烦繁复冗长、堆砌材料的文章。陈寅恪掌握的史料虽然极丰富，但为文绝不广征博引以自炫，而只引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简洁。他的治学态度、眼光与方法，从多方面启迪、教育了后来人。
五、黑色岁月，真情永驻（1）
目疾加重
陈寅恪在中年双目相继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对于终身以读书、教学、研究学问为己任的陈寅恪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难以体会的。他的孩子那时虽然年龄尚幼，但已能理解父母内心的悲楚，能感知到那个时候全家都笼罩在忧郁的气氛之中。关于陈寅恪失明的记载，她们在回忆短文中分别有载。
陈寅恪自幼秉性好静，嗜阅读，常深思，不喜户外游戏。因为出生在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家中藏书丰富，自五六岁入家塾启蒙后即嗜好读书。毫无疑问，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好读书这一点成就了后来的陈寅恪。
先贤老子早就给人们讲过了福祸相倚伏的道理，《易经》也早就给我们提供过否极泰来的成语，爱读书这一点对于陈寅恪来说其实也有它不好的一面。这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约略提到。
陈寅恪读书极勤，早年读书用眼过度，长期伏案写作，加之岁月艰辛身体劳损，致使目力严重受损；由于好学和勤奋，陈寅恪的眼睛过早成了高度的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