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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读书极勤，早年读书用眼过度，长期伏案写作，加之岁月艰辛身体劳损，致使目力严重受损；由于好学和勤奋，陈寅恪的眼睛过早成了高度的近视。在国外的多年求学生涯中，他嗜读不倦，不图虚名，不拿学位看重知识，不为学历而读书，为知识而读书。用功颇勤，经常废寝忘食地扎于书堆之中，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其乐无穷，并且掌握了阅读十多种语言的能力，通晓十多种文字。年轻的陈寅恪将有限的青春全部寄托于迷人的知识殿堂里，加上国外求学，花费高，资金来源不充足，虽然一同在国外求学的朋友会互相帮助，但是异国他乡，求学的路程都是极其艰辛的。处在13岁时候，正值少年生长发育旺盛，也是眼球长轴发育趋向稳定之际，陈寅恪在这个年龄即东渡日本求学，他曾经谈到昔日伙食非常差，每日上学所带便当只有点咸萝卜佐餐，偶尔有块既生又腥的鱼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即便如此，陈寅恪在异乡仍苦读不辍，以致营养不良，引发“脚气病”，不得已返国。后来再度出国留学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可以多学点东西，他经常带着点面包作午饭，这样在图书馆里一呆就是一整天，学到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可一定程度上，身体营养长期跟不上，身体也在变得虚弱起来。他逃难离开北京的时候，右眼视网膜已经出现剥离的现象，若能够及时到达英国，眼疾当可以医治得到痊愈，不会导致失明。但是战乱生活困顿，没有及时赶到英国治疗，导致目疾进一步加重。①
陈寅恪的眼睛过早成了高度近视，由是鼻梁上总离不开眼镜，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清华园里，无论是夹着布包袱上课堂或回家伏案工作，以及生活起居都离不开它。陈寅恪的眼睛近视缘由是否有遗传因素，很难考察出来。因为散原老人80高龄后仍能阅读，陈寅恪的母亲也没有视力不佳之闻。最重要的原因应和环境因素、陈寅恪孩童时就开始长期近距离用眼，加上光照严重不足等有密切关系。
回到国内，陈寅恪任职清华国学院，这对于陈寅恪而言是一个研究学问的黄金时期，在“教书匠”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地教导着求知若渴的学子们。在授课之余，利用点滴时间，夜以继日地从事着自己钟爱的学术研究事业，在这稳定安静的十年里，也是陈寅恪著述最丰盛的十年，这么多著作的出世，自然包含了陈寅恪的全部心血，是在油灯下、铅字中遨游数年的硕果，著作中的每一句、每一字，都包含辛酸的汗水，长期的超负荷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无影无形中加重了陈寅恪本已高度近视的眼睛的疲劳，直至演变成让人遗憾和辛酸的难以治愈的病痛。
时局多难，万事无常，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旷世灾难拉开序幕。那个时候陈寅恪刚满47岁。不久日军攻占了北平，陈寅恪父亲散原老人怀着对祖国深深的感情，憎恨日寇，感慨国运，忧虑国难，生病后毅然拒绝服药，甚至以拒食相抵抗，最终于9月14日在愤懑中带着无尽的遗憾与当时那个纷乱动荡的社会长辞，享年85岁，此为陈家最重大的变故。经历了父亲临终前后的这段日子，对陈寅恪的影响和打击是巨大的，为父亲拒食抗日不幸辞世的伤痛和震撼、为时局如此不堪的忧虑和苦闷、为日寇入侵带来苦难的憎恨和愤怒，如此种种，错综交织，如针刺一般，根根深深再度刺痛早已身心俱伤的寅恪的心。经历了如此大的家庭、国家的变故，还有身边的妻子孩子需要自己的照顾，身上的责任感一时间也变得沉重起来，在这些苦痛与压力的双重打击中，陈寅恪的身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远比学术研究的困难和坎坷严重和残酷得多。加上以往眼睛的过度劳累，这个时候陈寅恪的右眼视力已经开始急剧下降，渐渐的右眼失去了视力。
那时陈寅恪的兄弟均在南方，交通阻隔，奔丧来不及赶回，陈寅恪是当时家中唯一的儿子，先行主持丧事。国事、家事令他心情十分沉重；又极劳累，亲友来吊唁时家属均一一还礼，叩首或鞠躬，频繁弯腰、低头，以后方知，此类姿势对高度近视者极不相宜，可能诱发视网膜脱离。可能正是这诸多因素促使陈寅恪在父亲治丧期间右眼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决定是否施行手术，对陈寅恪夫妇是一次严峻的选择。陈寅恪一度住进同仁医院眼科病房，他不仅向医生询问有关病情，手术前后事宜及成功或失败的预测等，还向病友及病房工友探询。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身负国耻家仇的陈寅恪想到绝不能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
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经受住打击，以在沦陷区教书、任职为耻，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悄然离开京城。虽然当时他的右眼视力已经开始急剧下降，仍携全家辗转南渡逃难。当年，陈美延刚出生，陈流求八岁。陈寅恪夫妇经过反复商量，他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很慎重和认真的，同时也是极艰难的，因为当时的陈寅恪对于身体健康而言是极需要这样一个及时的手术的。但是最后，他们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此时陈寅恪四兄弟均已抵达，共议散原老人的身后事，在父亲逝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时，陈寅恪考虑当时局势隐瞒了教授身份，于1937年11月3日，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历经逃难的各种艰辛，才到达湖南长沙，不久因战局关系，学校迁往云南。他们不顾路途的劳累，再度南下。到达香港的时候，唐筼身体抱病不能跟进南下，暂时留在香港。陈寅恪只好独自到西南联大任教。在此期间他时常患病，视力模糊，阅读、书写吃力。战火纷飞的时局，北京寄往长沙的书籍，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在长途跋涉中，随身携带的珍藏的书籍又时有丢失，一些著述及未成之稿亦不复存在，这直接导致了日后很多著述难能完成，很多研究的心血付诸东流。陈寅恪可谓痛心疾首，目疾遂逐渐加剧。蒋天枢先生在记述的按语中写道：“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蒋先生叹曰：“天欤，际遇之不幸欤？”凡此种种的不幸，陈寅恪的情绪极度低落。据当年同在昆明的俞启忠表兄相告，逢空袭警报来临，他常陪同陈寅恪去躲避轰炸，以防陈寅恪因视力缺陷发生意外，可见当时陈寅恪的视力下降得厉害。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月，辗转逃难、敌机轰炸、贫病交加，几近失明的陈先生授课不掇，著述不掇。备课从不懈怠，所授课业让许多后辈受益多年。经虎门抵达香港时，已经是1937年末。①初到香港，陈家暂时住在罗便臣道104号地下室。人地生疏，听不懂广东话，使用港币，生活费用昂贵，生活极其艰难。春节过后，陈寅恪必须赶赴西南联合大学上课，但是唐筼原患心脏病，旅途劳顿，体力不能支持，陈美延也得病，不能再走，陈寅恪决定只身取道安南、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授课。路上书籍的丢失，无疑增加了现在校读工作的繁杂和难度。陈寅恪校《新唐书》时，已远不如校《旧唐书》时的悠闲。流离西南，生活极不安定，现在他的眼睛视力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传世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元白诗笺证稿》的大部分文字是这一时间完成的。
战争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导致万千人民流离失所，陈寅恪这个时期，接应牛津之聘的愿望也一再因为战争因素受阻隔，最终抱憾放弃。逃离沦陷区香港后，曾经逃难到桂林，暂时任教广西大学。之后由于时局紧张，又开始了漫长的辗转历程，陈家几经逃难，陈寅恪的体质愈加衰弱，唐筼及幼女时有病痛，终于在1943年底到达四川成都，执教于燕京大学。先住入学校租赁的民房内，此时正值抗战后期，物价飞涨。灯光昏暗，且常停电，陈寅恪用唯一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照旧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完成多篇论著。寅恪的视力在那个时候已经日渐减退，那时他的手写字迹已较前明显增大，记得一次期末评卷后，陈寅恪因视力不济，已无法按校方要求将考分登录在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