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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沧路，当年寂寞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路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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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西厢记诸宫调》
金文学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西厢记诸宫调》的出现。
《西厢记诸宫调》作者董解元，主要活动于金章宗（1190—1208在位）时期（见《录鬼簿》和《辍耕录》），“解元”是当时对士人的泛称。名字不详。汤显祖评本《董西厢》说他名朗，但不知何据；所谓“汤显祖评”，似也出于伪托。唯董解元在作品开头部分曾作过一些自我介绍，尚可略见其为人：
“秦楼谢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教惺惺浪儿每都伏咱。
不曾胡来，俏倬是生涯。”“携一壶儿酒，戴一支儿花；醉时歌，狂时舞，醒时罢。每日介疏散，不曾着家。放二四，不拘束，尽人团剥。”“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
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著数。一个个旖旎，风流济楚，不比其余。”
诸宫调是一种兼具说、唱而以唱为主的曲艺。因其用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而得名。据《碧鸡漫志》等书记载，北宋已有诸宫调；但有完整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则以《西厢记诸宫调》为最早。
《西厢记诸宫调》的故事源于唐传奇《莺莺传》。至宋代有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将《西厢》故事改变成说唱，但在情节上并无改动。只是《莺莺传》结尾肯定张生抛弃莺莺的行为，在《商调蝶恋花》中则把二人的乖离作为悲剧处理，故其结尾云：“镜破人离何处问，路隔银河，岁会知犹近。只道新来消瘦损，玉容不见空传信。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这比起《莺莺传》来，是一种进步。至于在具体描写上，虽也略有发展，但未能脱离原来的框架。如写张生与莺莺初见，《莺莺传》是：莺莺起初不肯相见，“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
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商调蝶恋花》则是：“锦额重帘深几许，绣履弯弯，未省离朱户。强出娇羞都不语，绛绡频掩酥胸素。黛浅愁深妆淡注，怨绝情凝，不肯聊回顾。媚脸未匀新泪污，梅英犹带春朝露。”
与此相较，《西厢记诸宫调》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但变张生的抛弃莺莺为二人终于结合，而且将张生改成了一个忠于爱情、得不到莺莺宁可自杀的青年，莺莺也改变了原作中的纯粹被动的性格，被赋予了一个由被动演变为主动的过程，最终也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殉于爱情。红娘在原作中是个次要的角色，在《西厢记诸宫调》里却成为很活跃的人物。莺莺的母亲在原作中只起了介绍莺莺与张生相见的作用，对他们的爱情从未加以干涉，在《西厢记诸宫调》中却成为阻碍崔、张结合的礼教的代表，从而使整个作品贯穿了礼教与私情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作的面貌。
从艺术形式和技巧来看，《莺莺传》原作只有三千余字，《诸宫调》却成了五万余字，大大地丰富了原作的情节。其中的张生闹道场，崔、张月下联吟，莺莺探病，长亭送别，梦中相会等场面都是新加的；并随着这些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对喜欢情节曲折的读者来说，这也就更增加了兴趣。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
具体说来，《西厢记诸宫调》在以下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作品对爱情和礼教的矛盾冲突作了着力铺叙，并以爱情的战胜而告终。这主要是通过莺莺的性格发展而体现出来的。
在作品里，张生固然苦恋莺莺，莺莺也很快对他产生了好感。在两人初次邂逅相逢后，“是夜月色如昼，生至莺庭侧近，口占二十字小诗一绝。其诗曰：‘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就依韵和了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可见她已经被打动了。接着，孙飞虎作乱，崔夫人为求张生救援，把莺莺许给了张生。但乱定之后，崔夫人又以莺莺在这以前已许给其内侄郑恒为理由，只让张生与莺莺以兄妹相处。对此，莺莺是不满的，但迫于母亲治家严切，只好隐忍。作者写她在当时听张生自述其情后的心理活动说：“张生果有孤高节，许多心事向谁说？眼底送情来，争奈母亲严切。空没乱，愁把眉峰暗结。
多情彼此难割舍，都缘只是自家孽。……”（《双调·月上海棠》）后来，她在窗外听张生弹琴，深受感动，“不觉泣下”，不料张生开出门来想要抱她。这使得深受礼教熏陶的莺莺感到害怕甚至屈辱。她想找个人向张生说明这一切，让他知道两人不能成为眷属。但她又为此而痛苦难眠。她当时的这一段内心独白很能表现礼教对其爱情火焰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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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没有找到个可以向张生“一星星说与，教他知道”的人，张生却又通过红娘送来了一首诗，其中有“乐事又逢春，花心应已动。幽情不可违，虚誉何须奉”等语。原本所受的礼教熏陶使她认为这是淫诗，对之又怒又怕。“拆开读罢，写著淫诗一首。自来心肠林グ阊杂铮阊八荚踅埽康屯妨艘烩茫雅佣淞嗣级澹馈判忠娜缰砉罚舴蛉酥溃啻笮〕龀蟆！保ā断陕赖鳌ば宕罚┯谑牵戳艘皇资颜派矗莺菅党饬艘欢佟Ｕ派艽舜蚧鳎酥夭。劭淳鸵廊ァ］狠杭苏庵智榫埃凰约河美窠萄怪葡氯サ陌橹鹩中苄苋忌掌鹄础Ｋ俺钊肜挤浚烙锒姥裕壑杏昀崆小Ａ季枚嗍保叭怀ぬ荆蜕星谢胶炷铮妓抵猿Α５馈判植√蹇镔殉上荩痪媒觥６家蛭乙桓觯褚苍跄魏危课已八迹汗松跚灏祝烤炔爬桑 保ā吨新赖鳌す怕痔ā罚┲链耍沼诰龆ㄎ税槎撑牙窠獭Ｆ浜蟠薹蛉艘蜉狠河胝派阉较鲁删鸵鲈担录页笸庋铮坏貌煌馑墙岷希耸前榈慕徊绞だ５缑挥休狠嚎绯鲇赂业牡谝徊剑薹蛉说比徊换嵯蛩峭仔�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私情作为礼教（及其体现者封建家长）对立面而着力加以铺叙的，实以《西厢记诸宫调》为最早。在这以前，例如《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刘兰芝虽也受礼教及封建家长的迫害而离异、死亡，但他们是夫妇而非私情；又如《霍小玉传》中的李益，虽以不敢违背母亲之命而与别的女子订婚并抛弃霍小玉，但他对霍小玉如此绝情却是自己负心，作品着力铺叙的主要是这种负心行为带给霍小玉的痛苦而非私情与礼教的冲突。至于《莺莺传》所写的崔、张私情，尽管在性质上是违反礼教的，但在作品中礼教始终并未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干涉。而且，张生本可通过媒聘而正式娶莺莺为妻，当红娘提出此点时，张生回答说：“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足见他也并未否定正式婚娶的可能性，只不过等不得“三数月”时间罢了。但在偷情后，他就不再提起与莺莺正式结合的事了，尽管莺莺向他提出：“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他也不予理睬。所以，唐传奇《莺莺传》实在也并未铺叙私情与礼教的矛盾冲突。同时，《西厢记诸宫调》在铺叙这一点时，还显示出了礼教在这方面的不合理性：在崔夫人根据礼教而不准崔、张结合（因莺莺在此之前已许配郑恒）时，他们两人都感到痛苦；在莺莺屈从礼教而拒绝张生时，带给两人的也是痛苦；但当两人终于冲破礼教束缚结成私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