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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品努力于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刻画。
中国在这以前的叙事文学，无论为写实的或虚构的，都重在事实的描绘；人物的思想感情只是在描绘事实的过程中作为次要的部分来加以交代。抒情文学如诗词等虽重视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但因重视凝炼，又与生活中的本来形态有较大距离。而在《西厢记诸宫调》中，不仅处处以大量篇幅写人物的思想感情，而且有不少场合是相当接近生活的本来面貌的。如写张生赴京求取功名，与莺莺别后在旅舍投宿：
萧索江天暮，投宿在数间茅舍。夜永愁无寐，漫咨嗟，床儿上怎宁贴！倚定个枕头儿越越的哭，哭得俏似痴呆。画橹声摇曳，水声呜咽，蝉声助凄切。（《越调·厅前柳缠令》）
活得正美满，被功名使人离缺。知他是我命薄，你缘业？比似他时再相逢也，这的般愁，兀的般闷，终做话儿说。（《蛮牌儿》）
在这里，不仅对当时张生思想感情的刻画相当细腻、生动，而且其文字也与抒情诗词的凝炼有较大差异，具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其后元杂剧的注重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走的就是这种路子。
在这里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西厢记诸宫调》两次写了张生的梦境：一次是张生遭到莺莺严词拒绝后，梦见她来与自己私会；另一次是张生赴京途中，梦见莺莺与红娘赶来与他相会，却又遭到五千余强徒的包围。这两个梦对情节的发展毫无作用，只不过有助于进一步显示张生的内心世界。这也正说明了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在作品中已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的意义，而不只是在叙述事件过程中处于附属地位。
第三，注重人物性格发展过程的较完整的揭示。
如上所述，作品对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十分重视。但是，把这些刻画加在一起，并不就能较完整地显出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还必须注意其前后的联贯，使之具有严格的逻辑联系。作品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以上述莺莺在礼教与爱情的冲突中的种种表现来说，其发展的脉络就很清楚，并无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在传奇《莺莺传》中，张生要红娘传诗给莺莺，莺莺很快回了他一首，约他进去，见面后却把他数说了一顿，“张自失者久之”，“于是绝望”，但过了几夜，莺莺却自动到他的房中与他欢会了。对莺莺的这种前后相异的行动的原因，《莺莺传》毫无交代。因此，虽不能据此就说莺莺的性格前后矛盾，但至少可说作者并未注意到莺莺性格的完整性。而在《西厢记诸宫调》中，不仅对此处理的合情合理，而且把这作为莺莺在克服礼教对自己束缚的过程中的几个密切联系的阶段，进一步显示出其性格发展的可信性。在这里还应说明的是：在《西厢记诸宫调》中，莺莺在与张生私会后，其性格仍在继续发展。她与张生欢会之初，十分羞怯；但过了些时候，就显得很主动，终至成为难舍难分；于是，在张生赴京时，她变得痛苦不堪；其后崔夫人又让她与郑恒成亲，她就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这痛苦的生活了，决定自杀。像这样细腻地揭示人物性格的整个发展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第一次。
所以，《西厢记诸宫调》在中国文学史上实具有重要地位。
至于其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固然离不开辽金文学任情率真的传统，只要看其与元好问都赞美男女私情，就足以说明其间的关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从汉族长期的文学积累中吸取营养，这是只要看看作品中对唐宋诗词的大量运用就可以明白的。在这方面，既有文句的采用，也有境界的吸收。前者如表达莺莺在张生赴试后的愁绪的“非关病酒，不是伤春”（《道宫·尾》），就源于李清照的“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后者如写张生莺莺分别情景的《大石调·玉翼蝉》：“……不忍轻离别。早是恁凄凄凉凉受烦恼，那堪值暮秋时节。雨儿怎歇，向晚风如凛洌，那闻得衰柳蝉鸣凄切。未知今日别后，何时重见也，……纵有半载恩情、千种风情何处说！”跟柳永《雨霖铃》的“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都说到秋日的离别更为难受，都写到蝉鸣、杨柳、雨、风，而且都以别后“纵有千种风情”无处述说作结，这许多类似之处，显然不能以“英雄所见略同”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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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 元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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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元朝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成吉思汗在漠北统一各蒙古部落、建立大蒙古国（1206），至蒙古王朝灭金、统一北方（1234），为第一阶段；由此至蒙古大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1276），即蒙古人统治中国北方的时期，为第二阶段；
由此至元顺帝退出大都（今北京）、明王朝建立（1368），即元王朝统治整个中国的时期，为第三阶段。而通常所说的元代文学，主要是指后两个阶段的一百三十多年间，包括各民族人士用汉语从事的文学创作。其他民族语言的创作，则因资料缺乏和条件所限，无法涉及。
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1260年，世祖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自命为中原正统帝系的继承者，后又据《易》“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这些都意味着蒙古政权的文化性质的某种转变。忽必烈采用许衡等儒士“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元史·许衡传》）的建议，变易旧制，以适应中原地区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实即形成了蒙古贵族和中原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
但与此同时，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这较集中体现在所谓“四等人制”上，即把国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种等级。蒙古贵族包揽军政大权，汉族人不得染指；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如回族人善于经商理财，在朝中有很大势力，是蒙古贵族的得力助手；第三等人为汉人，包括原属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最末等为南人，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方各族。如虞集在朝中做官，备受倾轧，不得不忍气吞声，就与他“南人”身份有关。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是恶劣的。
元政府在经济上也有民族掠夺性质。如朝廷给予西域商人放高利贷的特权，中原人民为交纳赋税，常向西域商人借银，结果连本带息，越滚越大，以至倾家荡产都还不清债。元代的经济掠夺以江南地区被害尤烈。当时，京都“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史·食货志》），在中书省和九个行省中，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广）每年所征税粮近六百五十万石，占全国总数的二分之一强，而江浙一省就征近四百五十万石，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同上）。元末农民义军韩山童部就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极端不均作为宣传口号（见叶子奇《草木子》），实即表达了南人对于民族掠夺的愤恨之情。正是由于民族压迫的基本国策及文化差异诸原因，元统治者最终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完备的法律制度。随着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加上广泛而严重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剧烈的社会动荡，终于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葬送了元王朝的统治。
但元代社会很有些特殊之处值得注意。近来，元史研究者普遍认为，过去过于夸大了元朝落后、黑暗的一面，是不适当的。尽管元朝的政治、经济存在着若干倒退的现象，但也有一些前代所没有的积极因素，这既表现为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也表现为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