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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夫”，讥笑如来是“妖精的外甥”；当唐僧冤屈他，将他赶出取经队伍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取下“禁箍咒”，恢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佛法无边”，“禁箍咒”牢不可破，他又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与妖魔斗争发生困难时，他还常常求助于如来、观音、老君乃至天宫的神将。就后者而言，孙悟空在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保护唐僧取得真经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他的机智英勇和广大神通，以及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他因此也使自己获得“正果”，在灾难的磨炼中使人生得到净化和完成，从一个天地精气所生的野神成为“斗战胜佛”。
鲁迅在驳斥清人对《西游记》的种种穿凿附会之说时，曾提出这部小说“实出于游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小说中两大“母题”及相应的故事结构，当然可以说包含着象征性意蕴，但这种意蕴，是小说在其漫长的形成过程中，与现实社会、现实人生自然而然发生的内在关联，而不是有意识地把故事作为一种理性认识的隐喻来写成的。这部小说直接的创作目的，还是为了提供娱乐，给读者以阅读的快感，而作者的思想又是相当自由活泼，所以小说中一本正经的教训甚少，戏谑嘲弄的成分却十分浓厚。那些庄严尊贵的神佛，在作者笔下时常显出滑稽可笑的面貌。玉皇大帝的懦弱无能、太白金星的迂腐而故作聪明暂且不论，像观音菩萨在欲借净瓶给孙悟空时，还怕他骗去不还，要他拔脑后的救命毫毛作抵押；就是在西天佛地，因唐僧“不曾备得人事”，阿傩、伽叶二尊者便不肯“白手传经”，使唐僧只得交出紫金钵盂。而如来居然堂而皇之地为这种敲诈勒索行径作辩护，说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向时众比丘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老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佛祖在这里竟成了斤斤计较的生意人。这些游离于全书基本宗旨和主要情节的“闲文”，不仅令人发噱，而且表现出世俗欲念无所不在、人皆难免的意识，和以庸常的观念看待神圣事物的态度，这里面透露着商业社会的气息。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神话为素材的文学创作一向不够发达。《西游记》立足于民族文化，又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描绘出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创造出许多离奇的神话故事，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等鲜明生动的神话艺术形象，不仅填补了中国文学的一种缺陷，而且体现了中国文学在一旦摆脱思想拘禁以后所产生的活力，这在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西游记》中的艺术形象，既以现实的人性为基础，又加上作为其原形的各种动物的特征，再加上浪漫的想象，写得生动活泼，令人喜爱。如孙悟空的热爱自由、不受拘束、勇于反抗等特点，体现着人性的欲求，这已经在前文作了分析。
而他的神通广大、变化无穷，则是人们自由幻想的产物；他的机灵好动、淘气捣蛋，又是猴类特征和人性的混合。
猪八戒的形象也颇值得注意。他行动莽撞、贪吃好睡、懒惰笨拙等特点，既与他错投猪胎有关，又是人性的表现。自然，猪八戒也有些长处，如能吃苦，在妖魔面前从不屈服，总记得自己原是“天蓬元帅”下凡等等。但他的毛病特别多，除了上述几项，他还贪恋女色，好占小便宜，对孙悟空心怀嫉妒，遇到困难常常动摇，老想着回高老庄当女婿，在取经的路上，还攒着一笔小小的私房钱。他在勇敢中带着怯懦，憨厚中带着奸滑。猪八戒的形象，体现了人类普遍存在的欲望和弱点。但在作者笔下，这一形象不仅不可恶，而且很有几分可爱之处。比较孙悟空的形象多有理想化成分，猪八戒的形象更具有日常生活中人物的真实性，读起来让人觉得亲切。
这一种人物形象，是过去的文学中未曾有过的，他的出现，显示出作者对于人性固有弱点的宽容态度，也显示了中国文学中的人物类型进一步向真实、日常和复杂多样的方向发展。
其实，就是《西游记》中诸多妖魔鬼怪，也并不尽然是丑恶恐怖的。作为一部娱乐性很强的神话小说，作者显然不取一种严厉的道德评判态度。所以，神佛固时有可笑，妖魔也时有可爱。好些妖魔原本是从天界逃脱出来的，到了人间逍遥上一阵，做些恶事，或完成其风流宿缘，仍又回天界勤修苦炼，这与猪八戒、沙僧的经历并无根本的区别。像黄袍怪爱百花羞公主，罗刹女因母子分离而痛恨孙悟空，都很合乎人情。所以这些妖魔鬼怪的故事，也让人读得饶有趣味。
此外，《西游记》虽是由众多零散故事传说汇聚成一部大书，但经过再创作，结构却相当完整；它的文字幽默诙谐，灵动流利，善于描写各种奇幻的场面，都显示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西游记》问世后，万历年间曾出现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十卷、杨志和的《西游记传》四十一回，大抵属于删节兼有改编的性质，都很粗糙。另有《后西游记》、《续西游记》等续书，也谈不上什么成就。明末董说的《西游补》较有名，但他是借神话情节攻击当代政治与士风，在艺术方面也并未怎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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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明中期的历史小说
明代中期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历史小说，大都属于“演义”的性质，是书商为了适应民间了解历史知识的需要而草率地编写出来的。也有一部分虽依托历史，但包含较多的民间传说故事。到明代后期，编写和印行历史演义的风气依然很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加上已有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包容了从开天辟地到明代为止的全部历史，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时代的文化风气。这一类小说水平大都不高，产生的具体年代，有的也不易确定。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中期至后期的历史小说合在一起，从中挑出几种影响较大的，一并在这里交代。
《列国志传》，余邵鱼编写于嘉靖、隆庆年间，今存有万历年间所刻八卷本和十二卷本，述春秋战国历史故事，文字甚粗糙。后来冯梦龙在此基础上吸收其他材料加以改编，易名《新列国志》，共一百零八回，篇幅较原书大为扩充，并在文字、故事情节、人物描绘等方面作了许多艺术加工，对史料也作了较认真的考核。清乾隆年间蔡元放又在冯氏的基础上略作修订润饰，加上评语、读法和注释，是为最流行的《东周列国志》。《新列国志》较重视史实，内容基本上都本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史籍。其长处在于文字通畅，能够把春秋战国纷繁复杂的历史编排得有条不紊，有些故事因在史籍中就有较丰富的素材和一定的戏剧性，经过作者的加工，显得有声有色，如“郑庄公掘地见母”、“晋重耳周游列国”、“孙武子演阵斩美姬”等。但总的说来，此书作为文学创作的成分较少，过于平铺直叙，很多地方只是史料的联缀。它在历史知识的传播方面有较大的功用，文学性虽不强，但在明代同类小说中，仍属上乘之作。
《北宋志传》，现存较早的版本有万历年间建阳余氏三台馆本，与《南宋志传》（此书主要写宋太祖故事，内容与书名不甚相合）合刊，共二十卷。作者不详，或谓嘉靖时熊大木编。书写北宋末杨家将抗击契丹入侵的故事。内容相类的小说另有《杨家府演义》八卷，初刊于万历三十四年，大约从前者演变而来。杨业、杨延昭为历史上实有人物，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日广，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所写，大部分内容也属于民间传奇性质。这两部小说的艺术价值都不高，结构松散，情节简单，但由于传奇色彩很浓，为后来的戏剧和民间说书提供了较好的原始素材。如穆桂英的战事，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都很受民间的喜爱。
《英烈传》，现存最早的有万历十九年刊本，八卷六十则，作者不详，相传出于嘉靖时武定候郭勋府中。书写朱元璋及其诸功臣反抗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的过程。其内容大都本于史传及各种杂著、野史，也包括一些民间传说，重大事件均有历史根据，细节则多虚构，类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许多故事情节的描写也明显是学《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这部小说也比较粗糙，但由于它写的是一群下层人物趁时而起、在动乱时代中建立功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