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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情况。在80年代的初中期，“LINK”侧重东南亚的快速增长模拟预测工作，因它可以从这些地区、国家获得资料，如中国、泰国、菲律宾、香港等都积极参与。这些资料对我们来说是极为有用的。毋容置疑，“LINK”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系统，但是它太过复杂、昂贵，严重依赖通信系统去接收各地输入的资料。其来源包括了75～100个不同的地点。因此，我很难下这样的结论，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援，我们就可以干得更好。这个问题应由下一代科学家去回答。因为我已经做了开头的那部分工作，而我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了。
克莱因访谈录（2）
记者：但您在继续参与对中国的经济计量学进行指导？
克莱因：是的。自80年代起（那年在北京开了个研讨会），我们白手起家去搞这方面的工作。说起来还应追述到1979年，那年我率一个美国代表团访问了中科院，团员中还有劳（音译）教授，他搞了一个有关中国经济的初级模型。劳教授就这个模型的结构向中科院的同行做了演讲。时至1980年，我们就不断在中科院进行讲学。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收集到数据，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还有解决数据管理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模型的建立工作。果然不出所料，五年之后，我们就建立了中国的模型。这个模型准确地显示了中国的增长轨迹，还能显示中国的收支问题、通胀程度，以及其他的有关机密的资料。所以与中国合作是卓有成效的。
记者：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现在的经济计量模型现状的？
克莱因：中国是几家联合搞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信息中心，还有些记不清名字的单位，他们搞的模型相当不错。他们做试验的范围是10～15年的预测，而在国外，人家已搞到30～40年的预测。总的来说，中国应改革它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在经济学方面。要让学生们懂得重视和了解世界经济信息、世界经济联系、世界经济文献，并学会把这些东西“拼凑”起来，从而搞出模型来。依我看，只要在这方面锲而不舍，定能取得成功。另外，现代的经济计量学的新趋势是搞“重点时间序列分析”（Emphasized Time Series Analysis）。依我看，中国还未成熟到可以搞这种东西的时候，因为中国的数据库还不够详尽。要真的搞这样的东西，你就需要有30～40年的每天、每周、每月的数据档案，只有这样你才能搞这种“时间序列分析”。不管怎样，中国的输入／输出信息数据库搞得不错，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她这方面的成绩就尤为值得骄傲。另外，我很强调把每个预算、收入和支出以及社会因素等等信息结合在一起的技术，这种技术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现时还没有办法搞这样的东西。也许在未来的5～10年时间内，通过国家统计局以及其他单位的努力，可以使收集原始数据达到足够的程度。这样，中国或许就可以开始“时间序列分析”的工作了。在美国，我们现时在搞更新的东西，就是在寻找一种更有效的办法把“时间序列分析”与所谓的“主流经济模型”（Main Stream Economic Model）结合在一起。当然中国会很快就步美国的后尘，也搞这方面的东西。现在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都在搞同样的东西。能够搞这些的国家通常都拥有“高频率数据库”（High Frequency Date Basis），从而使得“时间序列分析”与标准模型的结合成为可能。
记者：依您的观点，在未来的20年，经济计量学的研究方向会是怎样的？它们会更强调理论模型试验？抑或更强调模型的实践性？
克莱因：我认为今后的方向会是两者兼而有之。既有理论模型的研究，也有模型实践方法的研究。就中国而言，她曾在“概率理论”（Probability Theory）方面，还有数学方面以及其他科学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不幸的是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直至1978年，这段不幸才结束。我们还是回头谈谈经济计量学的问题。在这几十年里，你可以发现许多有才华的人都愿意搞经济计量学的理论工作。当然，这种情形还未在中国出现，但我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也会如此。另外，就理论来讲，只要随着数据库的不断扩大，将肯定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实际应用。深一步来说，我认为搞一些试验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在中国测试一下人们的“储蓄偏好”（Saving Propensity）和“投资偏好”，因为这些数据对预测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很有参考价值，所以，它们是很值得搞的。现时，中国被认为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当然，东亚的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某个意义上，它也说明了为什么会出现“东亚奇迹”。另外一件需要做的有趣事情就是去比较中国经济的参数（Parameters），还有韩国的、日本的、泰国的等等。还可以比较一下印度的，因为不知为何它的经济增长率不如东亚大多数国家增长快。所以，对有兴趣的科学家来说，上述情况的出现会是源于许多的可能性。
记者：我的问题的第二部分是想知道，您是怎么认为未来二十年经济计量学的研究前缘、题目等大致的情形的呢？
克莱因：我认为经济方面的技术，如输入／输出的综合技术、社会会计体系技术等都是很重要的。现时，中国参与了SNA，它搞的是EDP、国民收入以及其他的有关东西的模型建立。上述的模型建立工作已经完成，状态十分良好，若把输入／输出系统结合进去，社会就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工具。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良好的数据库再加上高频率信息，就能搞出“时间序列的分析”。另外要注意的是，中国比其他国家要涉及到更多的国内区域协调问题。要搞好研究工作，就要与各地区，比如各省搞好信息的衔接，这是很重要的。另外的一些领域也很重要，如家庭行为的微观经济研究、生产率或成本效率的微观经济研究等等，它们都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知识范围。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要做，如玛丽·安鲁教授和我在菲律宾搞了一些试点的研究。我们研究的题目是与人口学科目收入分配有关的。我认为中国应进行深层次的人口学研究，并且直接把这些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搞出两者结合的社会模型，同时也搞出区域性（省际）社会模型。
西蒙访谈录之一
记者：作为一个获奖者，您现在转到心理学系工作，中国读者们很有兴趣了解您现在在研究什么，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教授、樊纲就委托本报询问这类问题。
西蒙：我最初的兴趣是（哪怕是当了经济学家之后也是如此）去了解人们是怎样做出决策的，经济方面的决策又是怎样做出的。我想它们是有别于教科书里说的那一套的。现在我在心理学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人类是如何思维的，人类又是如何去解决问题的。为此目的，我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我们用电脑去模拟人类的思维，我也展开了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现时，使我尤其着迷的是，人类在做出决策的过程中，不仅仅使用文字，同时也会用图表和图画去表达。举例说，在经济学中，我们会使用诸如“需求曲线”、“供应曲线”等图表去帮助表达。目前，我们所进行的研究表明，人们以图表进行的推理是不同于以文字进行的推理的。另外，我目前研究的一个侧重点是：为了从图表中获求答案，我们使用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记者：结果又是怎样呢？
西蒙：其中之一的发现是：人们使用图表去推理比用文字去推理要有效得多。要能做到前者，你不但要有良好的视力，还要了解图表是怎样构成的。作为经济学科，你要了解什么叫做“需求曲线”，什么叫做“供应曲线”，“交叉点”又是什么东西，以及“移动需求曲线”又是什么意思。除非你能够真正了解到图表的符号是什么，否则，你就无法阅读图表。当一个教师走入教室，然后开始在黑板上画“需求曲线”和“供应曲线”时——经济学教授都很喜欢这样做，他们就假设这些线条对于学生来说，其清晰明白之程度不亚于他们自己。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对教师来说，之所以明白无误，是因为他原已具备了相关的知识，知道如何从图表上进行推理。以上就是我们力求去了解的。另外，我们还发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