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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原已具备了相关的知识，知道如何从图表上进行推理。以上就是我们力求去了解的。另外，我们还发现，人们谈论很多的电脑化实景（Virtual Reality），即由电脑产生出一种“现实情景”，在其中，人们可以在这种“现实情景”中自由“走动”。其实这是非常可疑的，因为我们在一些研究中发现，当人们谈论一个“变化中的环境”时，他们并不想要这种“变化中的环境”（Changing Situation）所产生出来的“变化中的图画”（Changing Pictures）。他们其实只想要“这张图画曾经是如何的”，“它怎么会变了”，也就是说，他们要的是“之前”和“之后”的图画，要的是“之前”和“之后”产生不同地方的原因。可想而知，我们的研究是十分有趣的。
记者：您提出的“有限理性”学说改变了长久以来人们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博士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有限理性”可以归结为“不完全信息”这类问题，只要愿意付出足够高的信息成本，理性就可能是无限的。您如何评论这种观点？
西蒙：我只是部分同意这种结论，但我有两点保留。第一，谈论什么“如果我们信息灵通的话，我们就会怎么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根本上就不会有这种情形。举例说，你能十足了解我这间办公室吗？真的要做到这点的话，你大概要为这个办公室写出一部如百科全书那么厚的资料册。所以，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并非事事都消息灵通。第二，由于人脑有限，我们只使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的一小部分去帮助我们思考。太多的信息与太少的信息同样是不理想的。就举今天做例子，各种信息蜂拥而至，我几乎没有时间去阅读来函和听电话。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信息，而在于我们能够“加工”多少信息？我们的知识能使我们分析什么样的信息，并从中抽取出有意义部分？因此，人类要求获取信息之原动力乃是人类灵魂深处渴望更好地与他们的世界打交道的企求。
记者：您多次到过中国，您对中国经济学情况有何看法？
西蒙：我曾参与了福特基金会的一个关于培训中国经济学家的计划安排。那时中美联手搞这个计划，好些有名的学者参加了，如邹至庄（普林斯顿大学）先生，还有哈佛大学的伯格森先生，还有拉里·卡拉因先生等等，都是些一流经济学家。对了，还有些主流派新古典经济学家参加了。但我不是新古典派经济学家。我觉得他们在那些课程设计里有太多太正规的与方法论有关的课程。当时设立这培训计划的目的是向中国经济学家介绍西方的经济学，殊不知这课程都是太过数学化了。我在这方面也是搞得太深了，所以我也是有责任的。在我参与的这些正规课程中，我们理论联系实际，把中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案例结合到教学中，例如曾把开滦煤矿作为案例来分析。甚至还有一些中国学生想方设法去搜集分析中国的具体经济问题。我们尽量教导学生对具体的事物要做具体的分析。我认为教学的目的应是让学生了解一些基本的常识，诸如什么叫“需求”，什么叫“供应”，它们的关系是什么等等，然后让他们结合当地的实际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并不认为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派对解决当地问题会有多大的帮助。经济学家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理论终归是理论，它始终需要现实的案例加以充实。当我们进行教学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些学生都是些优秀的物理和数学高才生时，不结合当地的情况教学，那是极为得不偿失的。再说一遍，希望你能往中国传达这样的信息，就是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培训那些能够结合中国实情的经济学家。
西蒙访谈录之二（1）
——组织问题与建立市场经济同样重要记者：中国正在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体制。您去过中国多次，照您看来，中国的新体制建设该注意哪些问题？
西蒙：在东欧，人们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但他们对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还是不大了解。当他们集中注意力于市场经济问题时，他们都忘记了组织机构问题同样很重要。它的重要性不但体现在计划经济工作中，同样体现在市场经济工作中。比如说通用汽车公司和IBM都属于组织机构的概念。当东欧人忙于搞市场经济的时候，他们忘了对他们的组织进行改革的重要性。我觉得中国人较好地了解这方面的问题。提高经济效益并不是引进市场经济的惟一原因，还应考虑到引进技能，以及引进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地做组织工作的知识。不要忘记，是社会体制使得上述工作切实可行的。举例说，由于雇佣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中国的理论人员就不会以较少量的工人去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据此，任何人都会清楚为什么在一些单位，一份工作要三人去做。显然，仅仅停留在这样的简单思维上——“市场经济是件好事”，并不能使得一个国家的经济有起色。再举个例子，在1987年或1988年，我和世界银行的人去了中国，探讨中国工业和公司的组织机构。当中的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如何建立市场条件，从而使得单位知道自己的原料的费用是多少，成品的价值又是多少。另一个问题是与单位的控制有关，也就是分清所有权——谁占有公司的利润，和分清管理权的问题。我现在的工作并不是为某家资本主义式的公司做的，而是为一家大学，一家私立大学，即无利润分配的大学。这里就产生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因此而变得比其他的组织更为没有效率？情形并不一定是这样。只要我们的资金来源是通过收取学费和科研合同，我们就会感受到同样的压力去做到尽可能的有效率，而且并不亚于外面的公司。因此，在北京期间，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是如何让你们的公司自负盈亏的呢？你们又是如何分清所有权与管理权的界限的呢？我们提出第二个问题的原因是我们发现了中国的地方小单位更倾向于把赚回来的钱用在消费品上，例如建新宿舍等等。建房子是个好事情，但却减少了再投资的资金，更不用说把资金用到更有利可图、对国家经济发展更有好处的企业上去。再往下讲就是个很长的东西，但我要强调的是：建立市场价格不等于什么事情都办好了，你还要建立与这市场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对此，公营与私营都是没有分别的。换言之，每个单位都要自负盈亏，我本人也在 “自负盈亏”。同时，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办法去把利润放到获益最丰的地方去。中国应该分清所有权与管理权的界线。中国可以通过建立董事会的方式做这件事。这当然会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例如，假如当地的党委书记要求做董事会的董事长，你怎么办呢？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此，我们没有说中国的问题很好办，解决办法俯拾皆是。我要说明的仅是：以上谈到的问题与建立市场经济问题是同等重要的。
记者：关于组织机构问题，您能谈得具体一点吗？
西蒙：谈具体的是很困难的。假如有一个人闯到你的国家，告诉你如何把这个国家的事情办好，这是不可靠的。东欧人就是这样期待别人教他们如何办事情的，结果是没有多大的用处。所以，除了那些基本原则之外，我真不知如何去具体化。这些基本原则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建立市场经济；尽快取消对一些单位的补贴政策，使得它们能“自食其力”；要使得各企业具有赚取利润的进取心，与之同时，要把赚回来的资金用在国家经济最需要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为小团体的利益着想。企业能赚钱有时并非因为它们能干，而是因为市场发生了一些偶然的变化。赚回来的资金应该属于国家、省、或者市政府，然后把它投资到新的企业中，或投资到扩大再生产。总之，根据市场需要而定。
记者：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中国在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存在腐败现象，这跟您刚才讲的组织问题有关吗？美国这方面是何情形？
西蒙：腐败也不是计划经济的“专利品”。看看日本，他们正面临着腐败的大丑闻；再看看意大利，他们面临同样的困扰已有三年了。所以，说谁更容易腐败是荒唐的说法。由于“游戏规则”的变化，人们可以一夜之间被说成是“腐败人物”。以中国为例，我并不认为腐败是与政府的所有权或市场经济有必然的联系。在中国，腐败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