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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2）
在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化中，从其首领的称呼上也可以看出某些痕迹，如啯噜首领就有称“冒顶”、“大五”、“大满”者。从一些史料来看，啯噜在向哥老会的演变中，有些还受到江湖会的影响。熟悉哥老会由来和演变情况的李榕说得很清楚：“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
那么，哥老会的名称是何时正式出现的呢？迄今尚未发现可靠的历史记载，不过，在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创办湘军以前，尚未出现过有关哥老会的记载。从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草拟的湘军营规中可知，在湘军创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哥老会的名称。在湘军营规的《禁洋烟等事之规》七条中，提到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说明当时哥老会已经存在，而且在湘军中已经有人在结拜哥老会。左宗棠在招募、训练楚军时也在《行军五禁》中规定：“严禁军营结拜哥老会。”他在一件奏折中也说：“近年江、楚之间，游勇成群，往往歃血会盟，结拜哥老会，又号江湖会。”当然，哥老会作为一个秘密结社，在被发现之前，肯定已经存在。所以其出现的时间，应当比咸丰八年要早。从哥老会内部秘籍《海底》的内容判断，大约在道光末年哥老会已经初步形成。哥老会秘籍中所谓郭永泰于道光二十八年在雅州开设“荩忠山”的传说，反映出哥老会那时已经存在。
哥老会出现后不久，便开始同天地会融合，在清末光绪年间，哥老会与天地会的融合已经十分明显。据光绪二十年刊印的广西《玉林县志》记载：“天地会又名添弟会，即哥老会之变名。不逞之徒，邀聚数百人或百数人，择深避地方，定期拜会结盟，推一人为首，称曰大哥；次一人曰老晚，其余群相称兄弟。凡入会者，必自言明无父母妻子，唯结盟之兄弟是亲，唯大哥之命令是听。奉五祖和尚为师，五祖法名洪，故自称洪相。迨后起作贼匪，放火杀人，则自称洪家。逼胁入会曰转红，交纳租石谓之交红租。其不从者为白家。道光间，州中此会最多，至甲辰己巳尤盛，几无村不有大哥。”这条史料说明，广西玉林一带的天地会与哥老会已经融合，而且，哥老会也接受了天地会自称“洪门”或“洪家”的传统。清末以来，由于天地会与哥老会皆自称洪门，以致人们往往把二者视为同一组织。这虽然说明二者确实有着密切关系，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二者有着同一来源。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川江上水手、纤夫中的啯噜逐渐演化为哥老会以后，四川、贵州等省山区、老林里的啯噜仍继续存在，而且一直到清末，仍然与哥老会并存，说明并非四川所有的啯噜都演变为哥老会了。
3。青帮：同治年间漕运水手行帮演变而成
无论青帮秘籍、帮会中人的著作还是官书、档案资料，都表明青帮是由漕运水手行帮组织逐渐演化而来的，而且与秘密教门罗教有着密切关系。
（1）漕运水手行帮的形成
中国历代专制王朝，为了皇室的需求和官员的俸禄，皆把从南方各省以田赋形式征收的粮米运到京城。其中经陆路运送的称为“转”，经水路运送的称为“漕”。明清两代建都北京，朝廷便把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包括江苏和安徽）以及山东、河南等省的田赋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附近的通州，称为“漕运”。明代每年的漕粮总数约计420余万石，大批的漕粮由各省运往京城，需要大量的船只和舵工、水手、纤夫。明代漕运最初由民间以劳役形式无偿运送，后来因为百姓不堪其苦，遂改为由运粮军人承担。漕运士兵可以得到“行粮”和“赏钞”，前者是发给的口粮，后者是发给的现银。此外作为报酬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屯田供士兵耕种。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3）
到了清代，仍承明制，最初也是由运粮军人承担漕粮的运输任务，由粮户按照地区的远近，给运粮军人以“耗米”和轻赍银，称为“长运”，运粮军人的组织也沿袭明代的“卫所制”。清代漕粮数额每年基本上保持在400万石左右，运粮船只经常保持在12000艘，水手约有10万户，二三十万人以上。后来改为民运，由直隶、山东一带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担任运粮任务。但漕粮运输的管理，仍由有漕各省的卫军负责，不过，卫军改称“旗丁”或“运丁”。粮船按照所属省份，分为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广、河南、山东诸帮，每一帮又按照该省的地区，分成若干个分帮。各帮隶属于某一卫所，如苏松卫、杭州卫、金衢卫等。帮一般与所属的卫所名称相一致，如称江西卫四十帮、江安卫五十二帮。也有直接称帮名的，如淮泗总帮、兴武六帮、嘉白总帮等。每帮有粮船二三十到五六十艘，清代后期全国共有漕船118帮，6283艘粮船，每船以10—12丁配运，需要大量的粮船水手。
清廷为了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专门设有各级官员进行管理，其名称亦沿袭明制，即设立漕运总督，驻在江苏，既有行政权，又有带兵权。其下设有漕标副将一员，管辖直隶、山东、江南、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卫所。每个卫所设守备一员，每个帮设千总一员，俗称“运弁”，每只船设有旗丁一名，又称“运丁”。在漕运改为民运以后，每船由运丁一名领运，由他雇觅水手若干名。这样，每年就需要领运六七千人，雇募水手、舵工五六万人。另外，还要有专门拉纤的纤夫，所以合计人数约在10万以上。这些水手、舵工大多来自山东、直隶一带。康熙年间，每只漕船有运丁一名，其余九名以谙熟驾驭的水手充任。雍正二年，清军绿旗各省卫所被裁撤，漕运的卫所虽然仍予以保留，但因运丁可以雇佣水手充任，所以卫所运丁的军籍与被雇佣充任水手的民籍之间，已经不再有实质性差别。
这样，漕运水手行帮，在性质上也从原来属于卫所的军事性组织，演化为具有手工业行会性质的劳动组织。以前漕船上的运丁是由国家佥派，享有各项津贴，包括行粮、月粮及船只修缮费；免税携带的“土宜”及分派的屯田。而受雇于运丁的舵工水手，则依靠工钱为生。他们的收入微薄，清代前期，嘉白等帮水手，在重运时，头工给工价银六两五钱，舵工给银五两二钱，水手给银四两。回空时，舵工给银一两七钱，水手一两三钱。按照雍正年间的物价计算，粮船由南到北往返一次，水手、舵工、头工所得银两，仅能购买米五至七石。
漕运是一项季节性的工作，每年将粮食从南方运往北京称“重运”，返回南方称“回空”。在回空的半年时间，这些粮船水手们无工可做，只得在外靠佣趁（打零工）度日。舵工、水手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大臣李绂曾奏称说：他在奉旨“催漕”时，看到漕船回空时遭到冻阻，舵工、水手们难以生存，“苦累难言，深可悯恻”。大臣林起龙也说：屯丁领运漕粮，冬出冬归，过湖过江过河，殚劳涉险，备极艰苦。水手亦赤贫穷汉，一年每名止得身银六两，撑驾挽拽，泥水风雨，使尽筋力。尽管如此，各级漕运及地方官吏还对粮船水手门进行层层盘剥。舵工、水手们苦于运弁、旗丁的剥削，“脊髓已尽，控告无门”。处于漕运组织底层的舵工、水手们，还要受到管理漕运大小官员的盘剥。官员对上隐瞒虚报，对下克扣加派。舵工、水手们叫苦连天。官员们不仅盘剥舵工、水手，对运丁也层层剥削，不仅领运官和押运官对运丁勒索，而且沿途催趱稽查官员及闸坝吏胥也要对运丁进行勒索，到达目的地通州后，仓场衙门和坐粮厅还要对运丁进行勒索。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4）
运丁“有水次之苦，有抵通之苦”。所谓“水次之苦”包括：其一为“买帮陋规”。当检运时，需要行贿买帮，往往花费至两三百金。其二是“水次陋规”，有卫官、帮官常例，而且“名目数十，难以枚举”。以致“船未离岸，已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