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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清吏奏报查获运河沿途官员向粮船索要陋规的账簿时说：江西山头帮旗丁棹上有南漕使用陋规账簿，合计簿中自领运起至抵通州之日，银两土宜，每帮费至四五百两。纳贿之地、受贿之人俱有册可据，有款可稽。由于船户装运粮食，要经过无数道税卡，有时运载的粮食还没运到目的地，运费就已经全部花光。所以，官府也承认：运丁恣行不法者，皆由官弁剥削所致，如开兑之时，粮道发给钱粮，任意克扣，而运丁之都司，监兑之通判，又多诛求；及至启行，沿途武弁借催趱为名百计需索。在这种情况下，漕运水手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建立自己的组织，同各级官员及运丁相对抗，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漕运劳动的集体性，更促成了水手们对互助和建立组织的需求。不仅驾船需要集体的力量，就是通过闸也需要水手、纤夫的通力合作。每一帮船抵闸口，唯有通力合作，才能迅速通过。
道光六年（1826），在山东临清附近运河中，遇到江西帮粮船在拑口坝搁浅。当时，七只粮船因搁浅而难以继续航行，于是各船上的舵工、水手共计70多人，抽出五六十人拉纤，把17只船一艘艘地拉过坝口。后来缆绳断了，粮船仍然无法行驶。水手们便又用驳船将大船上的粮米，装上小船，过闸之后再装上大船。水手们共同的经济利益，更加巩固了这种互助关系。如水手们携带朝廷允许的“土宜”和非法携带私货以及偷盗漕米等活动，皆需要集体进行。此外，各个船帮为了本帮的利益，常常互相格斗以至仇杀，这也需要本帮的成员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其他船帮。这些都是促成漕运水手行帮形成的基本原因。
（2）罗教与漕运水手行帮
罗教与漕运水手行帮有着密切关系。漕运是一项非常艰辛繁重和危险的劳动，在漫长的运河航行中，船只常常遇到逆行、搁浅、穿闸、过坝等情况，这时船夫只得用纤绳拖着粮船行进。当时的官员也说：船夫们蹈江涉河，经历寒暑，终年不得休息，而且还面临着翻船等危险。粮船水手因风涛不测，常有漂覆贻累之苦。雍正三年三月十二日，粮船行至江苏和州地方，大江之中忽遇暴风，粮船被漂没者，计有安庆帮五只，安福帮六只，赣州帮一只。乾隆五十一年，兴武帮59只粮船在山东境内陡遇风暴，多只粮船被刮断头扼，船身碰散，登时沉没。同年，各帮上闸时，内有浙江金衢所帮旗丁胡公安船一只，胡南头帮旗丁熊之都船一只，正在拉进金门之际，突然旋流汹涌，以致挣断头缆，摔碰闸墙，栈板齐裂，水涌入舱，两岸人夫奋力抢救，但水大力猛，将带缆之闸耳亦皆扳倒，船身登时倾覆，漕米、土宜、行李等物，均荡然无存。粮船在行进过程中，这类因风暴而翻船的事故经常发生。漕运水手每年重运和回空，要往返6000里的航程，途中屡经险恶之地，风涛起伏，长时间漂泊不定，生活艰辛，加上命运未卜，生死无定的前途，促使水手们渴望从精神上寻求到某种慰藉，这就给罗教在水手中的流传留下了空间。所以，水手们加入罗教，无非为了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慰藉。罗教所宣扬的劫难将至，如果信奉该教，将可以得到“无生老母”的拯救，过上美好的生活等说教，对于苦难中的粮船水手来说自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所以，在明代中叶罗教兴起后，漂泊在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们，便纷纷投入罗教的怀抱。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5）
正是因为青帮的形成同罗教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帮内便把罗教创始人罗清即罗梦鸿尊为该教的“祖师”之一。不过，罗清并非青帮秘籍里所说“甘肃兰州府渭源县罗家庄”人，而是山东省即墨县人。文人小说下载他也并未中过举人，更未当过“户部侍郎”。他自幼父母双亡，由叔婶抚养成人。因为他家“隶军籍”，所以成年后便应征入伍，成为一名运粮军人，退役后倡立了罗教。罗梦鸿本人是运粮军人出身，深知运粮军人的艰辛痛苦和精神上的需求，所以，明代罗教就在漕运水手中流传，在清代依然如此。雍正七年，嘉兴帮水手刘把式的师傅罗道（相传是罗祖后代）供称：他家“自罗祖至今有八辈了”。被青帮尊为前三祖的翁、钱、潘三人与罗教的关系，在清代档案里也有明确记载：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人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等借居其中，以致日久相率皈依，该庵遂为水手己业。他们在杭州北新关拱宸桥一带修建的许多罗教的庵堂，成为年老无依、残疾或穷苦水手们的驻足之处。水手们在此不仅可以住宿，而且可以得到庵堂垫给的饭食，等到来年重运得有“雇价”时再行归还。水手年老病故之后，还可以埋葬在庵堂附近的义冢。漕运水手俱来自北方山东、北直各处，回空之时，无处住歇。疾病身死，亦无处掩埋，故创设各庵，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这些庵堂各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并为水手身故义冢。在这种情况下，漕运水手年老有病，遂各进庵看守，耕种余地以资湖口。由于庵堂为水手提供了这些帮助，以致日久相率归教，因水手众多，庵堂陆续又增加到70余处。每年粮船回空，那些找不到工作的水手们便寄寓各庵，罗教庵堂也就成了水手们回空后的栖息场所。久而久之，罗教庵堂就了漕运水手们的互助中心，水手们为了得到帮助，于是纷纷加入罗教。由于水手们加入罗教主要是为了互助，从而使水手中罗教组织的教门色彩逐渐淡化，许多水手回空后尽管还偶尔念经，但也仅仅是为了求平安。
清朝官员看到罗教庵堂已经成为水手们的聚集中心，虽然承认庵堂“别无夜聚晓散及煽惑民人之事”，仍担心久而久之会滋生事端，遂于雍正五年对罗教庵堂进行查禁。为了避免罗教庵堂被查禁后水手们无处栖止而滋生事端，关闭了40多所庵堂，没收了庵堂所藏的罗经、罗像，把其余的30多处庵堂改为水手居住的“公所”，不许再信奉罗教。江苏巡抚陈时夏在接到刑部有关查禁罗教的咨文后，也对本省罗教庵堂进行清理。发现这些庵堂房屋不过数间，供三世佛，诵经做会，非僧非道，每与漕运水手同教往来。粮船来南，多以米粮资其食用，或粮船水手有疾病流落者，各庵之人亦资其盘费。陈时夏在苏州共查出大乘教（罗教变名）庵堂12处。经过雍正五年的查禁，漕运水手中信奉罗教者并未减少，而且各庵内仍藏罗经、罗像，居住在公所里的水手不久便又故态复萌，继续信奉罗教。乾隆三十三年清廷再次查禁罗教，乾隆皇帝吸取了雍正年间的教训，当浙江巡抚永德奏请仍然沿用雍正年间成例，把罗教庵堂仍改为公所时指出：从前虽经李卫查毁经像，而房屋尚存，以致故态复萌，各庵内仍藏罗经、罗像，是其恶习难返，非彻底毁禁，不能禁绝根株。如果沿用前法，则数年之后，查禁稍疏，伊等势必又将公所变为庵堂。至于回空水手的栖息一事，则不必官为筹办，由水手们自行解决。遂把罗教和大乘教庵堂彻底摧毁，拆下之木料与地基，也估价后留充地方公用。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6）
（3）漕运水手行帮向青帮的演化
罗教庵堂被毁后，其活动中心已经不复存在，栖息于此的年老无依水手也失去了生存的依靠，于是把活动中心从陆地转移到船上，建立了“老堂船”。每帮有老堂船一只，悬挂罗祖画像，分派一人专管香火及全帮水手用钱的账目，称为“老管（老官）”。老堂船便成了漕运水手行帮的议事场所，由帮中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的“老管”组成一个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比起以前的庵堂，在组织上更为严密，权力更大，领导也更为有力。以往的庵堂管理人，多为年老无依的水手，他们与在庵堂内栖息的水手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仅仅靠为水手服务以赚取微利，借以勉强维持生活。而老船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