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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曜却坚持道：“不错，左右羽林均按这一办法设置指导员职务。”
李筠望向李曜的眼神顿时有些不同了，但他却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次日一早，河中军派出多路探马向西探查李茂贞岐军动向，而李曜则开始华州军的临时整编。华州军的整编暂时来说肯定做不到河中军整编的层次，李曜只能进行遴选、重编和“掺沙子”。遴选是在约莫四万华州战兵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最终遴选出三万战兵，其中最精锐的两千人按照习惯编入近卫军，剩余两万八千人分别编为四个军：定远左军、定远右军、靖远左军、靖远右军，这四个军也是按照河中军的编制，每军七千人。
重编无须多说，就是打乱了原先华州军的编制，全部重新再编，主要是为了预防原先那些小团体扎堆闹事。至于掺沙子，无非就是从河中军的基层抽调人手，充当华州整编军的中低级军官。李曜对后世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基层军官素质决定其战斗力”的说法深信不疑，同时也相信只要掌握住了基层军官，基本上也就掌握住了部队这个观点。
好在李曜一贯注意培养自己军队中的基层骨干，他的军队一贯重视培养基层军官，因此突然抽调一批基层军官到新军之中，也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且相应的，这批原先多半是“副手”的基层军官忽然得以转正，对李曜的忠诚度显然也要大为提升。
这四个新军的都指挥使，分别安排为定远左军都指挥使白奉进、定远右军都指挥使咄尔、靖远左军都指挥使魏逊、靖远右军都指挥使陆遥。
但是这么一来，开山右军、摧城左军以及破阵左右军、定远左右军、靖远左右军合计八个军的副都指挥使就全面空缺了出来。于是李曜又很及时的宣布：八个副指挥使位置，将在与李茂贞作战结束之后，论功行赏！
以义凌之，以势迫之，以威压之，以利诱之。
奉天子之命来讨不臣，是为以义凌之；引河东为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同州，挟大胜余威南下华州，使韩建心惊胆战，是为以势迫之；大军入城，即行雷霆手段，强行整编，毫不通融，是为以威压之；空出八大副指挥使高位，又使任何人均可以军功来争取，是为以利诱之。
李曜的政治手腕，在这一刻显露无疑。
但令许多人不解的是，李曜除了整军之外，几乎“忘记”了所有别的事：对于韩建，未曾宣布处罚；对于投诚的李巨川，李曜只是命他“帐前听用”，并未给予一官半职；对于主动来投的前捧日都头李筠，李曜也同样未曾启用。
天子行在对这一切，均无任何表示，行在和节帅府同时沉默，使得任何人都不愿主动提起，以免祸从口出。
一个月后，李曜忽然出兵，除留破阵右军驻守华州之外，亲帅开山左军、开山右军、摧城左军、破阵左军、定远左军、定远右军、靖远左军、靖远右军以及护国近卫军共计九个军，战兵六万余，辅兵四万余，合计十万余大军，号称十五万，放弃长安不管，忽然攻下长安北边的耀州，直扑长安以西、凤翔以东的乾州！
如果李曜拿下乾州，就一举切断了长安和凤翔、邠宁之间的联系，而李曜则东可以围困长安，西可以进击凤翔，北可以拿下邠州。
李茂贞闻讯，立刻下令长安守军撤出长安，迅速向乾州集结，又同时下令邠宁、鄜坊等各处出兵，与他亲自统领的凤翔大军在乾州会合。
“乾州会战”，已经完成了一半的准备工作。
然而就在此时，李曜却并不应战，反而忽然转头，大军南下，连刚刚拿下的耀州也不管，直扑长安，当真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乾宁四年九月初九，李曜第一次来到长安，大唐帝都。
许多人谈起唐朝，都有一种心驰神往之感，恨不得到大唐长安去过几天舒心日子才好。实际上，眼下到了长安的李曜，看过了长安的模样，才知道唐代长安的老百姓也不好过。那繁荣的市场和令人赞叹的都市生活，并没有给下层社会带来多少好处。
就拿李曜眼前的长安城来说，宏伟、壮丽，无与伦比。但却不要以为城内的市民能沾上多少光。那个庞大的城垣，在李曜看来，只是皇权物化的极致而已，在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它的规模巨大、宫阙辉煌、布局规整、市场繁荣，恰恰反映出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特别是皇权与社会的对立。
在眼前这个长安，规模巨大的城垣和辉煌耀眼的宫阙，毫无疑问是为了体现并象征皇权的神圣与帝国的伟大，而不是其他。这种皇权的神圣和帝国的辉煌，不是建立在与民众、与社会的一致上，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对立上。因此，都城之“大”，正是为了压榨出编户齐民之“小”；高耸入云的宫阙，正是为了比照出芸芸众生的低下。李曜穿越前，在地面建筑保存完好的北京故宫参观，就得到过这种感受。
站在午门外，所感到的不仅是辉煌，而且还会感到深深的压抑，感到自身的渺小。不但平民百姓要匍匐在都城的脚下，而且整个城市还要匍匐在皇宫的脚下。即使在皇宫内部，无不直线多而曲线少，金碧辉煌多而玲珑秀丽少，虽嵯峨却也呆板，虽宏伟却也僵滞，威严有余而活泼不足，象征性强而实用性不够。一般人在这种辉煌面前，除了诚惶诚恐、俯首称臣以外，还能感到什么呢？
大军临空城，自然轻松掌握城防，李曜入城之后，亲自视察全城。在长安城中，最威严的莫过于宫城，其次就是皇城。宫城是皇帝所在，皇城是中央衙门所在，其威严壮观，普通百姓看着就会发抖。
李曜望着宫门，忽然觉得，后人对它的自豪，可能不过是那时的自己，仿佛可以支配它的一种“主人”式虚幻错觉，至少现在的平民在那里可丝毫不会感到自豪，那些远远打量着自己这个克复长安大功臣的民众，只能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里，接受那种“天子脚下”所必须的特殊约束。
从唐代起，把普通民居所在的郭城也纳入了皇权至上的都城布局之中。表面上，郭城与宫城、皇城构成了一个整体。实际上，郭城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由此丧失殆尽。隋唐以前，都城建设一般只考虑宫城，即小城，居民区则顺其自然，无规则状，没有与宫殿形成布局上的配合。这种居民区的杂乱无章不足以衬托君主的伟大，但却使其具备了相应的发展空间和社会自由度。而隋唐长安则把民居和市场均纳入了都城整体，使其成为宫城和皇城的陪衬。最明显的，就是坊里的设计，基本不考虑居民生活的方便，只考虑服从于皇帝的权威。
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据说就是象征“一年有闰”；皇城正南的坊里东西四列，据说是“以象四时”；从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据说是“取则《周礼》王城九逵之制”。每坊环筑坊墙，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城，建筑者认为“北出即损断地脉”，“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所以只开东西二门，不像其他坊四面开四门。少开两门两街，必然会对坊内居民造成不便。所有坊里，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勋戚权贵住宅可由坊中临街开门外，其余人等一律向坊内开门，不得直通街衢，更是使坊内居民生活受到诸多障碍。但是，无论你在生活上有多么大的不便，你只能对有幸住在首都感恩戴德，而绝不能对绕着圈儿走路有所怨言。那些“盲流”之类，更不可能随便“流窜”到这一“首善之区”。辉煌给普通百姓带来的，除了不便以外，还有什么呢？或许也只就是心理上的一点慰藉了。
由于坊里布局目的在于体现皇权的伟大，所以，尽管靠南坊里居民稀少，却仍照设不误。正南距郭城南门明德门尚有两坊的开明坊，“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兴庆宫正南第五坊升道坊，“尽是墟墓，绝无人住”。因此，郭城南侧的各坊，居民不多，本无设坊的必要。之所以设坊，显然只是一种政治需要，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古代版本。这种“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呆板整齐，李曜记得宋人曾赞誉为“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的“一代精制”，但在李曜这个习惯“市场经济”的自由论者看来，究竟是适应居民生活生产的需要还是束缚其需要，一眼即明，根本无需多辩。
品味，感受。骑马漫步长安的街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