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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把长期破坏的精神，留几分用在建设上，成就总比长期破坏多。
（3）发破坏的议论，自然免不了攻击别人：但是必须照着“哀矜勿喜”的心理。现
在思想沉沦的人，到处皆是，固然可恶的很，可也一半是社会造就出的：他们不便自负
责任。我们对于不同调的，总要给他个“逃杨归儒”的机会，并且用“归斯受之”的待
遇。若果不然，一味的快意而谈，可以接近的，也弄得上了千里之外，还能有什么功效？
还能化得甚人？须知立异的目的，在乎求人同我，不可以立异为高。现在中国的思想文
艺界，实在可怜了：总要存大慈大悲的心境，超脱一个是一个哪！
这一面是这样讲。也还有不得不菲薄别人的时候，我们断断乎不可从乡愿态度；我在本志的
发刊词上，已经说过了。
文化的变化与进步
蒋梦麟
（1886…1964）；中国现代学者，教育家。本文选自
关鸿、魏平编《现代世界中的中国…蒋梦麟社会文
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题目为编者所加。
文化是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会生长，会发展；也会衰老，会死亡。文化，如果能够不
断吸收新的养分，经常保持新陈代谢的作用，则古旧的文化，可以更新，即使衰老了，也还
可以复兴。
历史上多少灿烂的文化，如巴比伦文化、迦太基文化、古埃及文化，在人类文化历史上，
都像昙花般一现就销歇了，但也有若干文化，绵延不断，历久弥新，其间盈虚消长，是值得
我们深长思索的。
大凡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内在的，基于生活的需要，人类有种种生
活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不得不想种种方法来创造，来发明，这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一
个动力。另一个是外来的，基于环境的变迁，环境变迁多半是受外来的影响，这是因为四周
环境改变了，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就不得不采取新的适应方法，人类如不能适应新的环境，
就不能在这环境里生存。我们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因素总是交互影响的。
中国文化是少数古文化现在还巍然屹立的一枝。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能不断吸
收新的文化与适应新的环境。历史上较早的较显著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战国。
战国时候的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生存，不管王公大臣和国内人民的反对，毅然采取了匈
奴的服装（胡服）和他们的骑射之术（骑在马上射箭）。胡服和骑射都是外国的东西。他的叔叔
公子成对此大表反对。他说：“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则效
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孰图之也。”赵武灵王听了这
席话，便自己亲自去向他叔叔说明。他说：
“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
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略吾地，系累吾民，
引水围高阝，微社稷之神灵，则高阝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
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高阝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
上面这段话，把公子成说服了。于是下令变服，习骑射。
胡服骑射的结果，中原出现了两种东西，一种是裤子，一种是骑射。中国人向来不穿裤
子，裤子是从胡人那里学来的。我们推想大概在打仗的时候，要骑在马上射箭，没有裤子不
大便当。骑射在战术上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以前我们的箭是徒步的兵卒从地面发射的，也
有站在战车上发射的。自从胡人那儿学得了骑射以后，战车便少用了，甚至于不用了。这是
因为战车太笨重，在中原平地，没有山的地方，可以横行，可以打仗，但赵国（现在的山西）
境内多山，战车在山里无法使用，所以非采取骑射不能抵抗敌人。从此以后，战争的方法起
了革命性的改变，也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生存。
骑射引进以后，马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所以有“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之句。
汉武帝在宫外好几千亩地里种苜蓿。天马是指西域来的马，阿拉伯古称天方，从那边来的马
称天马。马要用苜蓿来饲养，所以要引进马，同时还要引进苜蓿。这时战车不用了，原来徒
步的兵卒，现在已成了马上的骑士，从此军队的活动范围变得既广且远，运用也迅速了，因
此战术便整个变了。
虽然胡服骑射是外面来的，但进来以后，就慢慢地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了。我们内部
长期发展和适应的结果，到汉武帝时，中国已经繁殖了不少的马，战术也变得高明了，所以
能把匈奴逐出去。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他一面发展中国的文化，同时发展军略，改进战术，文
治武功，都极一时之盛。凭了新发展的战术，引军西向，把匈奴赶得远远的。历史上说：
“匈
奴远行，不知去向。”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跑到欧洲去了，他们骚扰欧洲四百多年，结果把罗
马帝国毁了。
所以外来的文化，如果能够采取适当，并适应本国的环境，是能够帮助解决本国问题的。
进来之后，便成了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再经过相当时期的发展，便可以产生一种更高的
新的文化。胡服骑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外来的文化，固然可以刺激本国文化的发展，而本国的文化，受了外来的影响，也可以
更适应环境。如果食而不化，便不会产生像汉代一样灿烂的文化。所以最危险的事情是只以
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好，对外国来的瞧不上眼，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知识不够识见近，往往患
这种毛病。譬如义和团的事情，西太后以至于北方一班老先生，恨外国的文化，用中国义和
团的符咒、刀枪想打外国人，结果一败涂地。我们不是说外国来的都是好的。外国来的东西，
如果不能适应中国的需要，当然不会采取。外国来的东西对于中国有好处的，是拒绝不了的。
譬如我们的音乐，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国乐，大都是从西域外国来的，如琵琶。胡琴、
羌笛，好多乐器，都是外国来的。中国原来的音乐，只能在孔庙里听见。许多人都不知我们
现在所称的国乐，是受外国影响很大的。唐代的各种宫廷音乐，大都是西域来的。现在日本
宫廷里还代我们保存了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并不都是守旧的，我们一向很愿意取人之长、补
己之短。我们这个民族能够这样长久存在，原因就是愿意向外国学习。
又譬如佛教，是从东汉时起慢慢地进来的，到唐朝大盛。从东汉到宋朝（从 2 世纪到 11
世纪）经过八九百年的工夫，佛教变成了中国自己的思想，与中国原有的儒道两家思想一直
共存到现在。等到北宋的时候，宋儒起来了。宋儒是我们原有的儒家思想受佛教影响而产生
的一种新思想，它把中国自己原有的思想改变了。所以近人把宋儒叫新儒学。
现在我们讲新儒学。我们现在称宋儒明儒之学为新儒学。新儒学有两派：一派以我国原
有思想为主，所受佛教思想影响较轻，这派叫做程朱学派，程指程颢、程颐兄弟，朱即朱熹；
另一派以宋之陆象山、明之王阳明为领袖，所以称为陆王派，这派受佛教思想较重，所含我
国原来的思想较轻。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陆王派对外来的佛教思想与中国本来的儒家思想
是并重的。两派比较，则程朱一派较为侧重儒家思想一些，这是两派的分别。陆王一派到了
明朝，佛教思想格外浓厚，这是受了禅宗思想的影响、陆王、程朱两派彼此互相诋毁，互相
倾轧。陆象山曾作诗讥讽朱熹，他说：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其实陆王与程
朱两派，都同受佛教影响，不过轻重之分而已。
明朝末期，西洋耶稣会传教士来了，他们一面传布耶稣的教义，同时把西洋的科学也传
了进来。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传人，影响了清代的学风。有清一代，因为受科学的影响，
考据之学，便成了清代学术的中心。
近代西洋文化的输入，初期是由日本转译而来，稍后才直接从西洋输入。自西洋文化直
接从欧洲输入，中国文化就开始发生大变动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