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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到突然呢？它是永恒真理的表现之一。它表明为何今天这个口号虽然在建筑物和旗帜
上已被抹掉，但它一旦公告于世，就能获得人们普遍的赞扬。是的，人们可以抹掉它，人们
可以嘲笑它，但它决不会因遭人践踏而被真正抹掉，或受到损害；因为它是正确的，它是神
圣的，它代表人们追求的理想，它象征神示的未来，它已在理论原则上占据了优势，它终将
也有一天在客观事实上赢得胜利，它是磨灭不了的，它是永存的。
附：三种社会体制
张五常
（1935…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本文选自周实编
《精神档案》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
一九七九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邀请我写一篇五百字左右的文章，谈谈“中国可能的变
化”。为此，我于当年访问了广东省。访问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但
是要写一篇只有五百字的文章来预测中国将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
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愿意给你们写这篇文章。但他们一直督促我，希望我能够给他们写一
点东西。大约在一九八一年的四、五月间，我写完了文章的初稿，这个初稿大大超过了五百
字，达二万多字。在把这篇文章送交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之前，我把它寄给了我在美国的一
些同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教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劝我
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因为他认为经济学理论根本没有办法来预测中国。弗里德曼教授，另一
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说不要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但是他认为我恐怕是世界上对中
国的前途最有信心的经济学家了。还有另一位著名的教授是华盛顿大学的巴泽尔，他认为我
的结论可能不对，但是他认为我的理论和逻辑非常正确，里面没有任何错误，所以他说从学
术角度来讲，应该把这篇文章公之于众。有很多人看过我的初稿。但只有一位教授同意我下
的结论，这位教授就是科斯。于是大约在一九八二年二月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伦敦，他们出
版了一本小小的书。在这本书里我非常肯定地预测了中国一定会实行市场经济，并且中国会
有类似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出现。到了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些
现象，显示中国确实有可能转变为市场经济。因此，一九八四年时我的这本小书就变得非常
有名了。
预测或解释一个经济体系的演进，这比解释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现象要难得多。我不能理
解的是，为什么有些经济学家，如舒尔茨，坚持认为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的变迁问题。
我的一位学生诺斯教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就想要解释经济史中经济制度的变
迁，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些书里他到底想说什么。还有另外两位很有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一位是斯蒂格勒，另外一位是贝克尔，他们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希望能发展出一种关于
制度的理论以解释经济体制的演进，但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达到目的。因此，当我被要
求来回答刚才那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怎样变化时，我知道我首先必须在恰当的领域寻求理
论的主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自己心里不是很有数，我一定能够回答得了
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也有很多人喜欢出来预测各种各样的事情，如
果他们说错了，以后没有任何人会记得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说对了，他们一下子就成名了。
所以我想我也可以试一试，随便瞎说，如果说对了的话一下子就可以成名了。一九二九年有
一个人恰好正确地预测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他因此而一下成名，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看他
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个人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年都在谈论经济大萧条问题。由此看来，有一
件事非常值得经济学家们去作，那就是你出去瞎说好了，而且要一直说下去（只要你说对了
一次，你就可以成大名）。当然，我当时并不是很想要成名什么的，我只是一直在琢磨，我
怎样才能发明一个理论，以试图来解释中国的未来。
在一九八一年夏天的某一个晚上，我正在想着这些问题。突然之间，当我把交易成本分
成两个部分时，我就意识到这个理论诞生了。我当时的结论是，只要邓小平坚持把中国的大
门一直敞开，那么中国就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因为，我们所说的交易成本有两种，其中一
个就是我们不知道别的制度的运作信息及所带来的成本，当打开国门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
了解到其他经济系统的运作信息，那么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就可以大量地降低。我今天不想花
太多时间谈那本书，只是提一下，在那本书里，有一个非常长的章节探讨了这个有关制度变
迁的基础理论问题。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香港的中文报纸邀请我写一些中文文章，把经济学的道理介绍给中
文读者。由于我以前从来没有用中文写作过任何东西，所以当时有人笑话我，他们认为我的
中文文章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加之我对现代话即白话的中文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在我的
文章里放了很多古汉语的东西，把它跟现代汉语揉和在一起。因此我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独
特的写作风格，且很多人非常喜欢这种风格。有不少学生就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说，那
只是因为我不会现代白话文，所以我才这样写。我的中文文章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是自
己直接写成中文的，当然这也是得益于我太太的帮助。对一个从来没写过中文文章的人来讲，
每个星期写两篇，而且每篇有二千五百字，这可不是件很容易的工作。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八四年二月初，当时在香港和大陆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当
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出现以后，当天打到我办公室的电话整天未停。那文章的中心是想解释为
什么大陆不允许大家听邓丽君的歌。一九八三年中国各个大城市都在播放她的歌，但政府是
不允许播放的，因为他们认为邓丽君的歌会污染中国人的精神。按照马克思的定义，邓丽君
并不是一个资本家，她是一位工人。但是她只需工作一个小时，就可以赚好几百万元钱。她
也没剥削任何来听她歌的人，也没有剥削任何买她歌唱会票的人。所以那些资本家或公司管
理人员都恨不得给她下跪（求她）和他们签约，所以就要问那个剩余价值到底在哪里。当然
在卡尔·马克思那时，英国著名的披头士乐队也不存在。也正是因为这么多人对邓丽君的歌
有这么大的反响，我才决定用中文写写这些现象。
这之后我就开始专门写一些关于中国发展变化的文章。但是你们要记住，我是在一九八
一年我的这个理论框架已经基本成熟之后，才开始写这些文章的。所以，一九八四、一九八
五年我开始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用的是一九八一年就完成了的那个理论框架。到现
在为止，我大概已经写了一百来篇文章来解释和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因为我的推测是建立
在真正的理论的基础之上，所以我所有的预测都是准确的，从来没犯过任何一个错误。也由
于我的预测太准了，结果很多人都以为中国政府在听我的。其实我并不是他们的顾问，或者
其它什么之类的。只是因为我预测得太准了，所以他们以为中国领导人在听取我的意见。
在这以后，北京也派人到香港和我谈一些事情。但是我自己坚决认为经济学家是没有办
法来真正改变世界的。同时我也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如果我们真正回顾
一下，我们会发现要把中国从那种状态下改变过来，而且是在非常短时期内实现这么大的变
化，尤其是在一个人到了七十五岁以后，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不过是刚好生得逢
时，在恰好的时间，在恰当的地点，使用恰当的语言，而且也刚好知道这个恰当的理论而已。
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这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恐怕是
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了。我所担心的一直是中国的改革推进得不够快，中国的改革走得越快
越好。世界上有许多经济学家希望改得慢一点，但是我希望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