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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殉教的道路。
我认为基督教殉教者的态度是正确的。不过崇拜作为神的凯撒和作为女神的罗马，与崇
拜作为城市国家雅典的地方性集团力量的象征性女神雅典相比较，崇拜人的集团力量还是害
处少些。因为世界范围的对人的集团力量的崇拜，会给人类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因此也会带
来和平。但是不管是地区的还是世界的，把人的集团力量作为崇拜对象，的确是不适当的。
所谓国家，无论是地方国家还是世界国家都应该仅仅是公共设施。
池田 我同意博士的见解，国家意识或国家对国家的敌对意识是以地方集团力量为基础
形成的。如您指出的，对这种人的集团力量的崇拜完全是错误的。
然而对现代人来说，生活的基础已经扩展到世界规模，像过去那样把人的生存基础禁锢
在国家这一有限的框框里，并且相信这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因素，那样的时代跟现在已完
全不同了。在现代，所谓自己生存的国土，也可以说那就意味着世界。因此，如果在现代寻
求相当于过去本来意义上的爱国心这个理念的话，我想那一定就是把全世界看成“我的祖国”
的人类爱、世界爱。那时，国家规模的国土爱可能就相当于现在说的乡土爱了。
汤因比 现在人类居住的整个地区，在技术上已经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在精神上也
需要统一为一个整体。以前只为人类居住地区的局部地区，只向其居民和政府献身的政治热
情，现在必然奉献给全人类和全世界，不，应该奉献给全宇宙。
希腊哲学的斯多噶学派提倡说“人是宇宙的一员”。中国新儒学派的哲学家程颢说：
“仁
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又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按照王阳明的世界观来
说就是：“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其视天下犹一家焉。”
我相信人的正确的崇拜对象是“存在于宇宙之中，宇宙的彼处” 宇宙的背后的某种
， “终
极的精神之存在”。我还认为这种终极的存在就是爱。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王阳明的格言：
“至极者，明德新民之极则也。”我认为即或爱导致自我牺牲，人类也要始终服从于爱。爱
就是代索取以给予的一种精神上的冲动。爱还是把自我引回到跟宇宙调和的一种冲动。自我
之所以为宇宙所疏远，就在于自我中心性。这种自我中心性是天生的但又不是不可克服的。
靖国神社与日本人
董炳月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读书》．1999（11）。
有删节。
笔者留日四年多，生活在东京，但从未去过靖国神社。读了小堀桂一郎的《靖国神社与
日本人》，便于归国前的最后一个“终战纪念日”（1998 年 8 月 15 日）去靖国神社看风景。结
伴同行的是旅日多年的李长声先生。
上午 10 点左右从地铁九段下（车站名）站上来，没走多远就看到一个大鸟居，那是靖国
神社的正门。日语汉字“鸟居”译成汉语就是“牌坊”，久居日本的中国人往往直接称牌坊
为“鸟居”。日本各地鸟居的结构基本相同——两根柱子，上面架起两根横梁，但鸟居的用
料、颜色、大小并不相同。有的以石条做材料，有的以原木做材料。有的涂颜色，有的不涂。
明治神宫巨大的木制鸟居（原木乃自台湾运来）没涂任何颜色，保持着自然的朴拙。濑户内海
宫岛前的大鸟居建在海水里，柱子、横梁涂得鲜红，衬着蓝色的海平面和远方起伏的绿色山
峦，雄壮而艳丽。但是，靖国神社正门这种巨大的褐色鸟居我是第一次看到。它的异乎寻常
的高大与凝血般的深褐色，立即使我想起“凶险”这个词。据《靖国神社与日本人》一书介
绍，靖国神社正门的鸟居也有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原有的青铜鸟居高约 20 米，位居日本第
一，昭和十八年（1943）由东条英机做主拆除，拆除下来的 90 余吨铜和铁被用于“国防”（小
堀不用“侵略战争”这个词）。现在这座鸟居是昭和四十九年（1974）用钢管重建的，高达 25
米，依然是日本第一。
神社前的气氛异乎寻常。有人在路边演说，喊口号，发传单。随手接过几张传单一看，
有新成立的小党派的广告，有主张恢复《教育敕语》（1890 年颁发，宣扬忠君爱国，1947 年
被废止）思想统治地位的征求签名通知，有反对“谢罪外交”、主张趁江泽民来访时前往抗议
的倡议书。大鸟居前停着警车，车旁边一群手持盾牌、警棍的防暴警察。
神社里已是人来人往。一个白色的大帐篷里，“第十二回战没者追悼中央国民集会”正
在进行。路边有个免费茶摊，一位黑瘦的老人端着大托盘给人们递茶水。他斜披着一条白布
带，上书“告慰英灵”几个黑色大字。遮阳帽上别着个小纸牌，上书“缅甸派遣独立汽车第
59 大队油谷宗四郎”：是一位为当年的军旅生涯而自豪的老兵。一位老态龙钟的和尚身着袈
裟拄着大木牌站在路当中，旁边插着一面太阳旗，一面“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木牌上写着“忘记靖国民族悲剧将会重演”之类的话。在人来人往的神社里，老和尚杏黄色
的身影与两面国旗的奇特组合引人注目。凄厉的军号声传来了，循声望去，老兵的游行已经
开始。光芒四射的海军军旗，指挥刀，三八枪，洁白的军服。兵虽老但队列依然整齐，步履
依然有力。在照相机的咔咔声中和摄影机的镜头前，他们精神抖擞。老兵队列过去，又一拨
儿警察，又一拨儿衣袖上缝着太阳旗标志的现役自卫队队员。在正殿前扔硬币、合掌、鞠躬
的日本平民，络绎不绝……那晚回家看电视，得知刚上任的邮政大臣野田圣子也和几位阁僚
一起参拜了靖国神社。野田只有 36 岁，是战后日本最年轻的内阁成员，而且是一位女性。
8 月 15 日靖国神社里的景象一定让小堀桂一郎欣慰。作为《靖国神社与日本人》的作
者，他是某些怀有“靖国信仰”的日本人的忠诚代言人。从吉田茂到桥本龙太郎，许多日本
政界要人不顾中国人的不满以“个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他们深知靖国神社在日本
人精神世界中的位置。对于日本领导人来说，国内的民心当然比国外的反应重要。
《靖国神社与日本人》的后半部分多次提及一本叫做《再见吧，我是祖国的山樱》 （展
转社 1994 年 8 月初版）的书，并引用了其中一位名叫植村真久的学生兵留给女儿的遗书。8
月 15 日那天在游就馆，我买到了这本书。
平成五年（1993）是日本“学徒出阵”（学生上前线）50 周年，靖国神社为此举办了题为“学
徒出阵五十周年——苏醒的殉国学生的真情”的展览。展览自 7 月 13 日开始，到年底，来
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已超过 8 万人。应各方要求，展览一直延长到第二年 8 月 15 日。
《再见吧，我是祖国的山樱》，就是用从展品中选出的 65 位学生兵的有关材料编辑而成的。
植村真久是立教大学学生，战争末期应征入伍，昭和十九年（1944）10 月 26 日作为“第一神
风特别攻击队大和队”队员从后来受到原子弹袭击的长崎登机飞往菲律宾，战死海上，年仅
25 岁。出击前夜，队友理解他的心境，用军用电话接通了他远在东京的家，使他能够通过
话筒最后一次听到襁褓中的女儿素子的啼哭声。在留给女儿的遗书中他写道：‘素子’这个
“
名字是爸爸给你取的，爸爸希望你成为一个素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等你长大了，想
；
念爸爸的时候，就到靖国神社来吧。你在心里默念爸爸，爸爸就会出现在你的心头……”20
年后，在靖国神社的大殿里，长大成人的素子伴着《樱花奏曲》，为亡父跳起安魂舞……
展览不仅感动了小堀桂一郎以及许多日本人，甚至感动了一位俄罗斯人。当年是苏联红
军横扫了日本关东军，但来自苏联红军故乡莫斯科的某杂志副主编卡列娜，德陶卡娜却被日
本学生兵征服了。在访谈《莫斯科女儿东京印象记》（《东京人》1994 年 2 月号）中谈及参观
学徒出阵展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