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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生兵征服了。在访谈《莫斯科女儿东京印象记》（《东京人》1994 年 2 月号）中谈及参观
学徒出阵展的印象，德陶卡娜说：“青年学生面对死亡时的表情豪迈坦荡”“我理解了什么
；
是大和魂。我又一次深刻认识到拥有那种表情神圣的青年人的日本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精神
力量的民族。”她的话被靖国神社宫司（官司类似于中国寺庙的住持）重新组合引用在《再见
吧，我是祖国的山樱》的“序言”里。就是我这位在靖国神社里备感孤独的中国人，读到植
村真久的遗书，看到他怀抱婴儿的照片，也几欲泪下……我恐惧于自己的眼泪。
但是，我从《再见吧，我是祖国的山樱》中读出的东西，与小堀桂一郎（以及德陶卡娜）
读出的东西大不相同甚至相反。小堀读出的是学生兵对祖国怀有的献身崇高感，而我读出的
却是“军国日本”的残忍与丑恶。书中，每一张照片上的脸（有的戴着眼镜）都是那么年轻。
20 多岁的年华，青春焕发。其中许多人是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庆应大学等名校的高才生。
从那些遗书或日记中，我读出了他们对生命的留恋。植村真久在飞向死地的前夜用电话倾听
女儿的啼哭声的时候，他不会希望女儿成为孤儿，成年之后到神社去寻找父亲。中央大学的
穴泽利夫在写给未婚妻智惠子的遗书中，说他想读《万叶集》，想看拉斐尔的名画《西斯廷
圣母》，想与智惠子见面。登上战斗机去撞美国军舰的时候，他脖子上围着智惠子相赠的围
巾。他 21 岁的生命殒落在冲绳附近的海面上。同样是中央大学的沟口幸次郎，战死时也是
只有 21 岁。在死前的日记中他写道：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以务农为生的伟大的人。每当听
他们谈起年轻时的奋斗与挣扎，我都感到对不起他们。在山村的小道上，他们拉着车在走，
我想跑过去帮他们推车……现在我已经帮不了你们，请原谅我的不孝……”
这些年轻、聪慧的生命过早地消失了，像花蕾尚未绽放便在风雨中凋落。说他们是英雄，
不如说他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他们的死告诉人们战争这把双刃剑是怎样在伤害他人
的同时伤害自己。将东条英机的牌位与他们的牌位并列在一起，其实是对他们的嘲弄，任何
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应当能够从游就馆里的“人体鱼雷”和樱号火箭特攻机这些用于自杀性
攻击的武器中发现日本军国政府对生命的残忍。然而小堀桂一郎作为一位本应代表社会理性
与良知的知识分子，发现的却是克己、献身、忠君爱国这种封建道德观，并试图以这种道德
观为核心重建“大和精神”。
当然，在小堀桂一郎看来，我对《再见吧，我是祖国的山樱》的理解一定很荒谬。也许
确实荒谬。
在甲午战争以来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中形成的日本人与中国人历史观的对立难以改变。
对于中国来说，靖国神社里游荡着侵略者的幽灵，而对于日本来说，这些幽灵则是为国捐躯
的“英灵”。因此，某些日本人不会停止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中国人也不会对其参拜心平气
和。这种“历史宿命”不会改变。也许只有当靖国神社里的亡灵不是被作为精忠报国的英雄
来褒扬、而是被作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来哀悼的时候，中日两国由靖国神社参拜而生的政治、
情感的冲突才会消失。不过，那样一来，“靖国神社”“游就馆”这种带有褒扬和教诲性质
、
的名称就不能再用，日本人就必须彻底否定其半个世纪的侵略史，必须抛弃在这侵略史中建
立起来的“靖国信仰”。而小堀桂一郎的《靖国神社与日本人》和 8 月 15 日靖国神社里的参
拜队列，证明许多日本人根本无意于那样做，而且做着恰恰相反的事情。
值得庆幸的是，日本人败战不久的 1947 年，部分日本人曾一度将靖国神社作为军国主
义牺牲品的祭奠所（据世界思想社 1971 年版《昭和世相史》），日本还有富于理性精神、拒
绝靖国神社的战后民主派，在学徒出阵 50 周年之际，日本全国还有 270 余所私立大学的校
长联合起来发表共同声明：
“学徒出阵的悲剧不能重演！”但愿有一天，靖国神社的意义会因
为他们而改变。
1998 年 9 月草就于东京
1999 年 3 月改定于北京
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
乔治·奥威尔著
（1903…1950），英国作家。本文原载“思想评
论网”，有删节。秋风译。
如果我们说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都是相同的，甚至其精神气氛也是相同的，这种说法也
许有点过于简单化，但各种形态的民族主义确实有某种规律可寻，下面就是民族主义思想的
若干基本特征：
走火入魔（OBSESSION） 除了自己这边的优越性之外，民族主义者没有考虑、谈论或论述
任何别的东西的兴致。要让一个民族主义掩饰自己的这种忠贞不渝，简直就不可能的事。对
他所在群体的哪怕是最小的不敬，或者是对对立组织的哪怕是再含蓄的赞扬，都会令他极不
舒服，只有作出最强烈的反击，才能平息他的愤怒。如果他效忠的是现实存在的国家，比如
爱尔兰或印度，那么，他一般会宣称，他的国家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军事实力和政治美德上，
也会表现在艺术、文学、体育、语言结构、居民的体质优美、甚至气候、景色、美食等方方
面面。他会对正确地展示国旗、对不同国家在报纸上的相关新闻的标题字的大小和先后次序
非常在意。在民族主义思想中，正名术（Nomenclature）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赢得了了独
立或取得民族革命胜利的国家通常会改变国名，那些人们投注了强烈感情的国家或其它群
体，通常都有好几个称呼，而每个称呼都有不同的含义。西班牙内战的双方都有八、九个称
呼，以表达不同程度的爱憎感情。有些称呼（比如称弗朗哥的支持者为〃爱国者〃，称支持政
府的人士为〃保王派〃）都是大成问题的，而这些称呼中没有一个是对立的双方会同时使用的。
不稳定性（INSTABILITY）
民族主义者感情强烈，并不能妨碍他们的忠诚对象发生转移。首先，像我前面已经指出
的，民族主义者经常会效忠于某个外国。有一个常见的现象，不少伟大的民族领袖或是民族
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其实并不属于他们为之奋斗的国家。有时，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外国人，
更多的时候，他们来自其民族性大成疑问的偏远地区。比如斯大林、希特勒、拿破伦、德·瓦
勒拉（de Valera，1959…1973，爱尔兰独立运动领导人，后任爱尔兰总理。译者注）、迪
斯累利、普恩加来（Poincare，1860…1934，一战前后的法国总理、总统，强调民族团结、
坚持进行战争。译者注）和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1879…1964 两次世界大战均为英
国内阁成员，是保守党决策人之一。译者注）。泛日耳曼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位英国人
张伯伦（Houston Chamberlain）的创造。过去五十或一百年间，转换门庭的民族主义是文
人中的常见的现象。赫恩（Lafcadio Hearne，1850…1904，美国作家，后归化日本，改名小
泉八云译者著）皈依了日本，卡莱尔和他同时代很多人转而喜欢德国，我们时代的时髦则
是效忠俄国。但有趣的是，还可能出现始信终弃的事。崇奉了多年的国家或群体，有可能突
然在他们眼里变得面目可憎，并且马上就有了新的忠爱对象。在威尔斯（H。G。Wells）
《历史
大纲》（Outline of History）第一版及他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以
今人歌颂俄国的奔放热情来赞美美国，然而，几年之后，这种不加批判的赞美，变成了敌视。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固执的共产党员，在几周、甚至几天内就，变成了同样固执的托洛茨基
分子。在欧洲大陆，法西斯运动主要是从共产党人中招募成员，未来几年中，可能又会出现
相反的过程。唯一保持不变的是民族主义者的思想状态：他的情感对象是可以改变的，也是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