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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一些必要的规定来解决，不能靠克隆来解决。从世界范围内调查来看，实际上同性恋者
在总人口的比例是相当稳定的，不同的只是公开程度的差异。虽然说，同性恋取向可能与基
因有关，但尚需进一步研究。因此，用同性恋者的体细胞克隆出来的不一定是个同性恋者。
克隆人进行星际航行。星际航行可能要达到许多许多光年距离的星球，人的一生短促，
如果在航行期间一面航行，一面克隆，这样就可以有人来接班，继续星际航行，到达目的地。
这个理由似乎有理，但仍然是将充隆人当作工具或手段，如果克隆人不愿意作星际航行，而
要回到地球去，怎么办呢？
对克隆人的反论证
可以根据不同的理由来反对克隆人，有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有些理由不是根本性的。
例如：
有人从宗教理由反对克隆人，认为生儿育女由上帝安排，人类不应加以干预。因为同样
理由也曾用来反对避孕、人工流产、计划生育、生殖技术。
有人认为生命的奥秘是神圣的，人类不应干预。这个理由可以用来反对一切生物学和医
学的研究和技术。
有人提出克隆人会导致人类基因库的单一性，多样性的丧失对人类的前途不利。这可以
成为一个反对克隆人的理由。但这个理由不能在根本上反对克隆人。因为只要克隆少数人，
就不会使人类基因库丧失其必要的多样性。
有人提出克隆人会破坏家庭结构的完整性。这也可以成为一个反对克隆人的理由。但与
上一个理由一样，不能在根本上反对克隆人、克隆少数人就不会破坏社会的家庭结构。
也还有人提出，克隆人的法律地位难以确定。克隆人与他或她的供体人是什么关系？是
亲子关系，还是兄弟、姐妹关系？这可以由立法机构来确定，或甚至通过全民公决来确定。
我想，从上面分析克隆人的理由能否在伦理学上站得住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得到能够
站得住的对克隆人的根本性的反论证：
（1）克隆人也是人，不能仅当作别人利用的手段或工具，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和公平的对
待，不应该受到伤害。
（2）克隆技术可能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由于人体体细胞是否正常难以鉴别，体细胞需
要放在培养基中加以培养，而培养基的理化环境可以对体细胞有负面影响，因此可以预计到
会出现相当多的畸形、缺陷甚至怪异的克隆人。他们一旦产生，人们该怎么办？即使正常的
克隆人，长大发育成人后，可能不愿意做我们原来要他们做的事，人们该怎么办？
（3）一个克隆人与供体人并存，其可能的负面作用大于其正面作用。正如美国一家杂志
所说的，辛普森会说，他前妻及其男友的被杀、不是我干的，是克隆辛普森干的。
（4）滑坡论证。即使克隆人的—些理由本身可以成立（例如解决不育、防止显性遗传病），
一旦迈出克隆人的第—步，后面就很难阻挡。因此，必须在开始就刹车。
结论
克隆人的问题再一次说明，在技术上有可能做的不一定就是在伦理学上应该做的。虽然
克隆人在技术上有可能做，但在伦理学上不应该做。没有充分的理由来为克隆人的行为在伦
理学上进行辩护。因而，发展史隆技术，不要克隆人的方针是正确的。
萨哈罗夫——人和物理学家
扬诺赫
瑞典籍捷克著名物理学家。本文是 1981 年他
在奥斯陆大学的一次演讲，程建兆泽； 《神
选自
奇的发现》，黎先耀主编，北京，科学普及出
版社，1999。
1953 年，一位不知名的人被选人苏联科学院。当时，连广见博闻的科学界也几乎不知
道他的名字。而且他被直接选为科学院的正式院士，跳过了一般院士必须经历的通讯院士的
阶段，在这个阶段，大多数院士要度过 10 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他也是难以置信的年轻——
当时还不足 32 岁。在苏联科学院，这真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件，因为院士的平均年龄大约
为 60 岁。
他的名字叫安德烈·基米特里维奇·萨哈罗夫，1921 年生于莫斯科。1942 年，他以优
异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开始到一个兵工厂做工程师，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那里，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表现出非凡的天才。不久，在生产自动控制方面，他做出了几
项发明，并获得了专利。大战结束后，他到莫斯科物理研究所当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后来的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戈尔·塔姆。
1948 年，在结束了学位论文答辩之后，萨哈罗夫开始参与苏联核武器工程计划。过了
不多久，他就成了整个工程的“首席理论家”。他常常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这显然是名副
其实的。苏联的氢弹不是利用液氘和液氚，而是利用锂与氘氚的固态化合物，因而其重量远
远小于同时代的美国氢弹，这完全归功于他。1953 年 12 月 8 日，当氢弹在美国兰格尔岛爆
炸之时，就宣告它已“可为军事目的服务”。
到 50 年代末期，美苏两霸全力进行核武器竞赛。1957 年，萨哈罗夫就认识到，大气中
的核试验因其放射性元素而污染我们的环境，这些放射性元素能引起癌症，致使成千上万无
辜的人死亡。1958 年，安德烈·萨哈罗夫和苏联强有力的军事工业集团之间首次发生冲突。
他试图停止核试验，按照他的看法，从科学观点看来，核试验并没有什么意义。1961 年，
赫鲁晓夫召集原子能科学家开会，萨哈罗夫在会上极力主张停止核试验。萨哈罗夫后来写道：
“我记得 1961 年夏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与原子能科学家开了一个会。会议决定，
我们要准备进行一系列的核试验，以支持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新政策。我递给赫鲁晓夫一张
条子说：‘在暂停 3 年之后恢复核试验，会破坏关于禁试和裁军的会谈，会谈导致新一轮的
军备竞赛——特别是在洲际导弹和反导弹防御工程方面。’赫鲁晓夫阅后，把这张条子放入
他胸前的口袋里，并请全体与会者进餐。在饭桌上，赫鲁晓夫发表了一篇即席演说，我能回
忆起他的坦率言词，这些言词与他的个人地位一点也不相称。演说大致是这样的：‘萨哈罗
夫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但是请把制订对外政策交给我们这些处理棘手事务的老手吧！只有
实力是至关重要的……惟一重要的是把敌人弄得晕头转向。我们不能大声喧嚷说，我们是从
实力地位出发来执行自己的政策，可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假如我依萨哈罗夫的爱好行事，我
就是一个笨蛋，而不是部长会议主席……’”
下面我们再听一听赫鲁晓夫的这次演说的一些言论吧：“萨哈罗夫是一个忠于科学、忠
于和平……的科学家，他想创造条件使人民生活得更好……他不愿毁坏大气、污染大气，他
不愿伤害人民、残杀人民。我告诉他：
‘萨哈罗夫同志，我可以给你说些什么呢？鉴于我担负
着的政府和国家的职责，我没有权力禁止核试验。’他继续固守他的主张，他坚持说，我们
不应该继续搞核试验。我意欲诚恳地对待他，我告诉他说：‘萨哈罗夫同志，我对你的请求
抱以十分的同情，可是我是一个负责我国打击力量的人，我没有权力禁止核试验。如果那样
做，就会对我们的国家犯罪，对我们的人民犯罪。请正确地理解我，我并不能满足你的请
求……如果听信于你，就意味着宣判我们的国家的武器远远落后于美国及其盟国……因此，
我们一定要继续进行我们的试验……’显然，我未能用我的论点说服他，但是他也不能用他
的论点说服我。”
1962 年，萨哈罗夫再次试图阻止一次新的巨大核弹的爆炸。他想通过电话说服赫鲁晓
夫。后来萨哈罗夫回忆说：“第二天，我和赫鲁晓夫的一个亲密顾问谈了话。但是，那时试
验时刻已经提前。运载飞机已经把它载运到指定的爆炸地点。那天，我感到浑身无力，十分
恐惧，这种感觉自那以后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的态度转变到现在的地步，其间经历了很
大的变化。”
尽管萨哈罗夫那时仍然是核武器工程规划的首席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