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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发展较少，但他知道，他在纯洁内心方面做了许多。只是效果尚未出现，或者他尚未看
见。哪里有力量，哪里就有力量的作用。阳光不会失去，但阳光所唤来的新绿需要发芽的时
间，而播种者并不注定能得到收获。一切有价值的行为都是出于信赖的行为。
从而，我们成年人传授给青年一代的生活知识，不应该是“现实将排除掉你们的理想”，
而应该是“坚持你们的理想，生活不能够夺去你们的理想”
。
如果人都变成他们 14 岁时的样子，那么，世界的面貌就会完全不同！
作为一个试图在其思想和感受中保持年轻的人，我已与有关善和真的信仰的事实及经验
进行了斗争。当今时代暴力行为前所未有地用谎言打扮自己，但是我仍然确信，真理、爱、
平和、温柔和善良仍然高于一切力量。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纯粹地、坚定地、始终充分地思考
和实行爱、真理、平和和温柔的思想，那么世界将属于他们。
一切力量本身都是有局限的。因为它们产生着迟早将和它同等的或超过它的力量。善良
则简单而始终地在起作用。它不产生阻碍它的对立关系。它消除现存的对立关系，它排除误
解和不信任，通过唤来善良，它强化了自身。因此，它是合目的的和最强有力的力量。
一个人给世界增添一点善良，就是促进人的思想和心灵，我们愚蠢的失误在于我们不敢
严肃地去行善，我们要搬动重物，却不使用能增大力量的杠杆。
耶稣的赞语包含着一种不可估测的深刻真理：温柔的人有福了，
“ 因为他们将承受土地。”
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一册
摩罗
（1961…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
摩罗《耻辱者手记——一个民间思想者
的生命体验》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
出版社，1998。
在俄罗斯历史上，赫尔岑属于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人。他的思想和血性直接来源于十二
月党人。沙皇当局绞死十二月党人五位领袖时，赫尔岑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可他像当时
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感到了最深切的耻辱、仇恨和痛苦。执行死刑后，当局在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祈祷式，以示庆祝。三十年后，赫尔岑写道：“我参加了祷告
式，我当时只有 14 岁，隐没在人丛中，就在那里，在那个被血淋淋的仪式玷污了的圣坛前
面，我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要跟这个皇位、跟这个圣坛、跟这些大炮战斗到底。”
少年赫尔岑的整个精神生活几乎完全被这个重大事件所占领，内心时刻不停地激荡着为光明
和正义而奋斗的伟大冲动。一个少年难以长期独自品味这样大的冲动和梦想，他必须把它说
出去，必须以某种方式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并得到反应和验证。他郑重地向他的老师倾诉了
他的感情和决心。这位老师平时总是训斥赫尔岑说：
“您不会有出息的。
”可当他了解到赫尔
岑的精神世界后，禁不住说：“我的确以为您不会有出息，不过您那高尚的感情会挽救您。
但愿这些感情在您身上成熟并且巩固下来。”这位不苟言笑的老师还以激动的拥抱将他的革
命热情和自由主义信念传导给这位十四岁的贵族少年。
这段故事，是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最吸引我的一节，但每次读后，我都禁不住有点
后怕。倘使这位老师是个怯弱而又世故的人，他对赫尔岑的倾诉不予理睬；倘使他是一个愚
昧而又迂腐的人，按着官方立场来解说那场起义和镇压，用官方意识对赫尔岑的高贵激情给
予挫伤和清洗，那么；还会有后来的赫尔岑吗？倘若雷列耶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
米海依洛夫斯基、涅恰耶夫、托尔斯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
夫等人在其成长道路上不曾得到这样的鼓励和支持，他们作为革命家和文化英雄的形象还能
站立得起来吗？而没有这些人的挺立和闪耀，俄罗斯的十九世纪究竟还有多少光彩可言呢？
赫尔岑的这个故事，让人不能不对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有所领悟。领袖不只是代表人民，而且
的的确确是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
族和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被赫尔岑称为“老布肖”的那位目睹过法国大革命的老师不仅造
就了赫尔岑，还造就了俄罗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之所以那样奇光异彩，令人景仰，其决定
因素究竟是什么？我们平时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上文所列的那些显赫人物身上，但是在读
《往事与随想》的时候，我的目光不知不觉中就投向了那些普通人，那些从来不被看作英雄
的、既无人为之建造铜像、也无人为之开设纪念馆的普通人身上。
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艺术院长以阿拉克切夫伯爵离皇上最近为由，提名他作名誉院士，
艺术院秘书反驳说：
“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的话，我就推荐马车夫伊里亚·巴依科夫为院士，
他不单离皇上最近，还总是坐在皇上前面。”拉勃津秘书虽因此遭到流放，却捍卫了艺术的
尊严和自己的良心。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尼古拉（后继位为皇帝，正是他绞杀了十二月党人 5
位领袖）有一次想来点粗鲁行为显显威风，要抓一位禁卫军军官的衣领，军官沙莫依洛夫伯
爵威严地说：“殿下；我的佩刀在手里呢！”一语将尼古拉击退。莫斯科要塞司令斯塔阿尔将军
受命主审赫尔岑等人一案，他在审读案卷后这样向皇上直陈己见：这些青年人是清白无罪的，
侦讯委员会所做的事情是极不光彩的，我不能为此违背自己的良心，玷污自己的满头白发。
他愤然退出侦讯委员会，事后还一直为这群青年人的厄运耿耿于怀，上书尼古拉要求释放他
们。试想，如果换成另一个民族的将军或坦克手，情形将会怎样呢？而如果失去了赫尔岑，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俄罗斯革命史和俄罗斯思想史都将是断裂而又残缺的。看一下沙皇枢密
院总检查官祖布科夫的书房也许是十分有意思的。赫尔岑写道：“他的书房里挂满了所有革
命名人的肖像，从汉普登和伯伊到菲艾斯基和阿尔芒·卡列尔。在这个革命圣像壁下方有一
个完备的禁书库。一具骷髅、几只鸟标本、几只制作过的两栖动物和若干保存在酒精里的动
物内脏——它们给这间气氛非常热烈的书房加上一种思考和研究的色彩。〃这位大臣的书房
所表现出的现代气息和人文气息，与《祝福》里鲁四老爷的书房实在大异其趣。
在《萨哈林旅行记》中，契诃夫这样描绘这个流放之岛和监狱之岛的岛区长官科诺诺维
奇将军：
“谈吐高雅，文笔优美，给人的印象是一位诚挚的、充满人道精神的人。”一位少校
典狱长冒着生命危险，从傍晚到凌晨两点一直巡游海上寻救一位被波浪卷入大海的苦役犯的
故事，契诃夫记述得更加详备。上述这些人；无论是艺术院秘书还是禁卫军军官，无论是要塞
司令、岛区长官、典狱长，还是总检查官，他们无不表现出强烈的尊严意识和人道主义倾向。
他们即使身居要职也改变不了沙皇政权的专制体制和非人性质。但他们以自己良好的人文素
质和历史良知，在国家机器与历史要求、民族利益、革命思想之间构成了一种弹性，正是这
弹性使得新思想新力量不但未遭毁灭，反而勃然发展。这些官员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实际上
可以看作是反对他们的那些思想家革命家的精神资源和社会基础；即使是亚历山大一世这样
的沙皇，面对着日趋强盛的革命团体和思潮，也一直在观望和思索，而不让他的僚属举起屠
刀，他表现出强烈的历史良知。在处死普加乔夫之后，俄国实际上废除死刑达 50 年之久，
这为培养人道主义精神和生命意识开辟了一片政治空间。可以说，俄罗斯思想家革命家只是
把深蕴在人民心中的心理倾向明白地表述出来并担当起来。他们在政治上是沙皇和将军和大
臣的敌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