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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美方想平息这场争论，办法是强调让中方看自己的行动，中方也准备表明立场后看美方的实际表现，双方在交涉中都留有余地。从事后看，卡特政府的表现基本上还比较谨慎，但美国是“一国三公”，总统管不了国会，而且卡特总统在位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他许下的诺言，下届总统也不当回事，而《与台湾关系法》一旦成了法律，就成了美国反华势力鼓吹“台独”和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法律依据”，因此它是两国关系上空的一片乌云，随时会掀起风浪。这是伍德科克大使任期内最感头痛但又无能为力的一件事。
第二部分美国大使在北京喜结良缘
伍德科克到北京任联络处主任前，已与前妻分居15年之久，尚未办离婚手续。到北京后，他与在联络处内工作的护士姗伦相识，两人由相识而相知相恋，情投意合，不到一年就互订终身。伍德科克遂于1978年1月初返回美国，一方面是述职，并挑选接替他的副手丁大卫的人选。更重要的是，他催促万斯国务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早下决心。其次是办理与前妻的离婚手续。
在美期间，他会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代理主任韩叙，讨论了中美关系的进展。他告诉韩叙，已挑选了芮效俭做他的副手，不久将赴中国任职（后来此人当了驻中国大使）。还坦言告诉他此行也是为了办理离婚手续，新的对象是联络处内的姗伦小姐，回北京后就结婚。
伍德科克于2月中旬返抵北京，立即到美国联络处附近的中国民事机构办理结婚手续。4月12日他通知外交部，将于4月22日举行结婚庆宴，邀请外交部及有关部门领导出席。此事在北京外交界尚属首次，一时传为佳话。外交部有几位负责人出席了这次别具一格的喜庆宴会。黄华外长赠送伍德科克夫妇咖啡具1套，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王耀庭、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等都赠送了礼品。姗伦39岁，比伍德科克小20多岁，温文尔雅，俏丽端庄。伍德科克老年得佳偶，满脸笑容，春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公开抨击里根反华言论遭到打击报复
198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发表了一系列亲台湾、有损中美关系的言论，尤其是提出了他要恢复美台官方关系的主张。这事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切。当年8月26日，伍德科克大使认为有必要表明美国政府的立场，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点名批评里根的言论不当。他说：他感到难以理解里根先生目前对台湾的立场，中美有关协议已排除了美国在台湾设立官方机构的可能性，里根重提这一问题，危及美国精心同中国建立起来的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处于特别敏感的时期，将有严重削弱美国国际地位的风险，如里根当选后实施其“两个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将发生危机。作为一位大使，公开抨击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言论，这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位候选人很可能就是下一任总统，公开批评他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这次讲话引起了里根阵营的强烈反应，他们指责这位大使出言不当。卡特政府的国务院发言人站出来表态，说伍德科克的观点，就是政府的观点。接着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也发表类似讲话，为伍德科克撑腰。
这次争吵风波不久，里根竞选成功，注定要成为白宫的主人。伍德科克的厄运也就到了。里根和新当选的副总统布什都记着这笔账，寻机报复。1981年1月，里根总统刚上台，伍德科克就接到了离任通知。此前国务院曾建议让伍德科克再留任一段时间，以免出现空挡，不利两国关系，但里根拒不采纳这一建议。伍德科克只好开始为离任进行辞行活动。
2月13日，伍德科克大使夫妇离开北京，回到了美国密歇根州的家乡。当时他正逢70岁寿辰，从此过起了退休生活。
第二部分具有传奇经历的恒安石大使
1981年5月底，经新上任的国务卿黑格大力推荐，美国政府才物色到一位新任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由于恒安石当时还担任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7月中旬才能离任，因此一直到当年9月他才到北京就任。这期间中美之间已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甚至到了要关系倒退的地步。恒安石可算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我算是半个中国人”
恒安石的经历颇不平凡，而且与中国有密切缘分。
恒安石于1920年6月1日生在中国山西省汾阳县。他的父亲中文译名为恒慕义，原为德国后裔，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恒安石的母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恒慕义夫妇二人于1910年到山西汾阳，为基督教教会办学。恒慕义担任汾阳“铭义中学”的校长。1923年，恒安石3岁时，其父移居北京，在东四头条“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任教。1928年恒安石随父母返美，其父应聘担任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亚部主任，他连任此职达30多年。恒安石也随父母同住华盛顿，后去费城读高中。中学毕业后，恒安石考入俄亥俄州的安蒂奥克学院。他在学校不太安分守己，仅待了一年半即辍学，走向社会自谋生路。他在两年内先后当过推销员、医院看护以及干其他杂活，过着游移不定、自食其力的生活。
1940年9月，恒安石计划随父踏上返回中国旅程。恒安石先到北京，其父则因有变故而未来成（国会图书馆鉴于中国局势紧张中途将恒安石之父召回美国）。恒安石在北京成了孤身一人，先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中文，同时为了糊口又在“辅仁男子中学”教英文。
1941年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拘留营
当时的北京已沦落在日本铁蹄之下，恒安石开始并未受到日本人迫害，但1941年12月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美日进入战争状态，恒安石被日本人作为“敌国国民”加以拘留。与恒安石同时落难的还有一大批美欧等国侨民，他们原来分别住在北京和天津各地，包括司徒雷登校长（燕京大学）和许多美、英教授以及中国教职员工，均被日本宪兵抓获，先押禁于燕京大学临湖轩和北京沙滩的北大红楼（当时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地下室，然后分别加以处理：大部分学生被勒令停学回家；一部分中国教授转押至北京北新桥胡同日本陆军监狱；美、英、法、荷等国籍侨民3000余人被押往山东潍县的日本集中营，恒安石也在其中。顺便提到，1941年日军占领菲律宾和东南亚国家后，把9万多美、英战俘经过“死亡之旅”（途中条件恶劣，许多人惨死旅途，因而被英美媒体称为“死亡之旅”）押往中国东北的奉天（即今沈阳市），投入“奉天俘虏收容所”。不管是“潍县拘留营”，还是“奉天收容所”，都由日军严格看管，不但居住条件恶劣、饮食难以保证，且受到日军人格羞辱和残酷刑讯，很多人死于非命，也有因逃亡不成被追回而遭枪杀者。但“拘留营”和“收容所”难友在中国人的协助下，都能同外界建立联系，互通信息或协助策应逃亡。
第二部分逃出魔爪，参加抗日游击队
恒安石在潍县拘留所被关押一年多之后，在英国难友的安排策划和中国人的协助下，于1944年5月成功逃出魔爪，加入了当地国民党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山东挺进军第15纵队”，在山东胶东地区的高密、昌邑一带和胶济铁路沿线进行抗日活动。恒安石与中方人员交谈时曾多次提到自己的这些苦难经历，晚年退休后也曾想把这一段经历写成书出版，留给后世。但“壮志未酬身先死”，生前未能完成此一心愿，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恒安石与游击队一起一直待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与这些抗日战士一起生活，与当地老百姓朝夕相处，由于拘留营生活艰苦，游击战环境恶劣，部队缺衣少食，终日奔波，他在这些日子里得了哮喘病，以后这一病痛一直伴随着他。他在游击队中肩负协助仍被拘留人员与外界联系的任务，在行军之余也教战士英文。作者1984年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时，曾收到一位山东老乡的来信，说他曾与恒安石在同一游击队战斗过，很想再见他一面，共叙旧谊。我当时已准备赴驻美国大使馆工作，基本脱离了岗位，只好将来信交上级处理，因此不知来信者是否如愿以偿。我相信他们已取得了联系。
作者与恒安石成了“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