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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恒安石成了“校友”
日本投降后，恒安石留在中国，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了一年多。1946年他结束了在华长达六年的传奇经历，回到美国，加入了设在美国的“联合对华救灾会”，不久考入在华盛顿新成立的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学院，简称SAIS（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此后又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班，取得硕士学位。1981年作者本人也在SAIS学习了一年，取得硕士学位。他这时已在中国当大使，我从SAIS回到外交部美大司后，恒安石与我在外交场合见面，显得格外亲切，称我为他的“校友”，他还戏称在美国驻华使馆里还有几位SAIS毕业生，他要组织一个“SAIS校友会”，要拉我入会，他自告奋勇愿当第一任会长。当然，这都是开玩笑，并没有成为事实。尽管如此，“校友”这层关系在我们以后的交往中还是多了一个积极因素。
恒安石之名由何而来？开始我们都以为从其英文名字的谐音转变而来，这是美国“中国通”的通行做法，恒安石应当也不例外。但据金先宏先生在其《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中国通”》一书中披露，据恒安石自己解释，除了“恒安石”与英文名字谐音相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父亲叫恒慕义，他只能也姓“恒”，另外，他喜欢北宋时期锐意改革的宰相王安石，于是取名“恒安石”。这一来历使他与中国又多了一份文化情缘。
第二部分新任驻华大使走马上任
恒安石被宣布为驻华大使人选后，1981年7月19日刚从巴基斯坦返国，就忙于准备出席7月22日召开的参院外委会任命听证会。参院外委会主席之位由极右势力的代言人赫尔姆斯把持已达八年之久，他的绰号是“No。·赫尔姆斯”（意即他对各种正当提议或任命总是说“不”）或“长满尖刺的豪猪”（意即四面出击、到处树敌），专门为极右势力当喉舌，令人望而生厌。令恒安石高兴的是，刚巧这时赫尔姆斯失去了外委会主席的位子，恒庆幸自己的任命有可能有惊无险地通过。赫尔姆斯事前已向恒安石提出20个问题，恒安石非常聪明，将问题全交国务院远东司，由他们逐条拟出答复稿，恒安石再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材料交给赫尔姆斯。这一办法果然奏效，省去了好多麻烦。但听证会上还是受到一些口头追问，恒安石按口径讲了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说，中国是重要的大国，对美国“有巨大的战略利益”；双方不但应有外交关系，还应建立起军事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发展到现阶段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恒安石这样讲是有根据的，他已了解到，里根总统出于对付苏联的目的，同时也为了缓和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已决定要放宽对华贸易的限制，包括同意向中国出售某些高级技术和防御性武器。这一决策原本是黑格国务卿提出的，已得到总统认可。当议员问到如何处理大陆与台湾的相互关系时，恒安石也按国务院的标准答案作复。他说，美国不应插手目前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总的来说，这次听证会没有使恒安石作难，参院外委会顺利通过了恒安石的任命。
恒安石到任后，先拜会了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和美大司主管美国的官员，双方安排了恒安石的活动日程。按照次序，9月18日，他先会见了当时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浦寿昌，接着于9月24日正式向邓颖超副委员长递交国书。随后，他又先后会见了一些中国领导人和各部委的负责人。恒在会见邓颖超副委员长时说，他很怀念周总理，1973年基辛格访华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印象很深，认为他在中美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是个伟人，但遗憾的是，那也是他惟一的一次会见周总理。他在会见以上人士时均表示，他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在执行自己的职务时，希望得到中方的协助。
《八一七公报》的谈判：双方激烈讨价还价
恒安石上任伊始，就遇到了中美间的一次重大危机，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进行了一场严重较量。
当时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十分不满，特别是对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更为愤慨，决定在此问题上与美方进行一场斗争，目标是要美国限期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是第一方案。如果达不到，至少也要使美国同意售台武器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近几年的平均水平，并逐步削减至完全停止。
美国售台武器是中美建交谈判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建交时中方已明确指出，以后还要提出此问题由双方讨论解决。中美建交后，美国单方面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建交原则。1980年美国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又多次发表亲台言论，引起中方严重关切。里根入主白宫后，又酝酿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等先进武器。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这场斗争是美方挑起的。
第一轮交锋是1981年6月中方邀请黑格国务卿访华。美方拟用向中国出售武器和转让技术的措施，来换取中方容忍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以明确的语言打掉了美方的上述幻想。第二轮交锋是在坎昆和华盛顿举行的。1981年10月21日，中方借各国领导人在墨西哥坎昆讨论南北关系之机，直接向里根总统提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问题，10月底黄华外长到华盛顿先后会见里根与黑格，重申上述要求。
这一系列讨论的结果是美国同意从1981年12月4日起双方在北京开始外交谈判，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这次外交谈判中方代表先后为章文晋副外长和韩叙副外长，美方代表为恒安石大使。作者当时也参与了这次谈判的工作。会谈开始时，中方先打出一个公报草案，明确要美方承诺：（1）美国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2）逐步减少售台武器直至在限定时期内完全停止。恒安石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同意前述第一点，但拒不接受第二点，还把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国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条件。双方在此问题上唇枪舌剑，僵持不下。
第二部分美方做出妥协，谈判走出僵局
美方为了打破僵局和摸清中方底牌，要求派副总统布什访华。中方接待了布什，邓小平向布什讲明了中方的坚定立场。布什返美后，美方内部又进行多次争论和磋商，终于决定做出一定让步。1982年7月13日恒安石当面向邓小平转交一封里根总统的信，信中表示：美国政府不谋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以导致最后的解决。美方据此修改了自己的方案，把“不谋求”和“不会无限期”两句，以及要逐步减少和导致最后的解决写了进去。美方还写上，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
此后，双方对公报稿进行逐段讨论，涉及以下诸点：（1）公报中已规定，“双方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中方还要求写上，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处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美方同意这一要求，但不同意见诸文字。经过争论，美方同意在公报中写上，“这些原则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同时口头承认这是美方应履行的承诺。
（2）中方不同意将我方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与美国停售武器挂钩，但同意在单独一段阐述我方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并表示“台湾问题上出现的新形势”也为解决售台武器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为了监督美方履行协议，中方建议加上双方今后为售台武器问题进行接触和磋商的条款。美方害怕监督，反对这一要求。
（4）美方要求公报中提到双方在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看法”，目的是为了向国内显示，双方还讨论共同对苏的战略问题。我方强调这次只谈解决售台武器问题，不涉及其他问题。
经过争论，双方在（3）、（4）两点上互有妥协，写上“为了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双方一致同意，“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保持接触并进行适当的磋商”。
总之，在主要内容达成协议后，双方在公报内容及措辞和行文上又反复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