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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主要内容达成协议后，双方在公报内容及措辞和行文上又反复讨论、修改，最后于8月15日正式达成协议。经两国政府批准后，于8月17日同时公布生效，故称《八一七公报》。
恒安石的谈判技巧
尽管谈判内容都经双方上级决定，但恒安石作为大使也非毫无作用。恒安石的主要助手是傅利民公使，他不但精通中文，而且学过法律，早年曾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当过美方翻译，对中方立场比较了解，因此在每次谈判后向华盛顿汇报情况和提出建议时，必然有恒安石和傅利民的看法和建议，这是预料中的事。此外，在谈判过程中，恒安石也有灵活处置某些事的做法。如8月7日恒安石在发言中（估计是念国务院发来的稿子），出现一句中方不能容忍的话，即“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必须符合《与台湾关系法》”。此句一出，立刻被中方主谈代表韩叙副外长抓住，他以强烈的口气要美方改正，否则“会谈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恒安石当场没有收回这句表态，但会后他就邀请中方会谈人员于次日中午共进午餐。恒安石利用这一非正式场合平息了中方的怒气，并通过非正式磋商，还解决了双方的其他分歧。事后恒安石向作者幽默地说，“我和你是校友，这次又在谈判桌上见面，双方的谈判技巧都是在SAIS（国际问题高级学院）学的，用非正式场合解决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双方都施展的谈判手法”。看来他对这次午餐会的成功十分得意。
邓小平提出三点意见，要美方认真履行协议
8月17日，邓小平会见恒安石，对会谈达成协议表示高兴，同时要求恒安石向里根总统转达三点意见：（1）公报是一个良好开端，但还要看今后的实际行动。中方期待美方切实履行其承诺和保证。他还指出，售台武器要有明显减少，数量和性能不能超过卡特时期的水平。公报规定，“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一段时间”应是有限的，不应推向遥远的未来。至于“最后的解决”，其含义只能是最终停售。（2）中方重申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决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售武器以此为前提。（3）两国关系始终存在一片乌云，这就是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希望美方能正视这个问题。邓小平对美国不守信义的特点早已看穿，这几句言简意赅的传话把美方可能违背诺言的可能都提到了。
恒安石对邓小平义正辞严的表态未提出任何异议。他代表美国政府表示，公报是持久的，美方将“完全、忠实地履行公报”。过了不久，舒尔茨国务卿于1983年2月访华时向中国领导人再次保证说，美方将“心口如一地履行公报协议，包括达成公报时的口头承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美方并未“完全、忠实”、“心口如一地”履行承诺，而是想方设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虽然美方事后没有完全履行协议，但《八一七公报》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使中美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约束了美国反华势力提升美台关系的势头，对当时中美双边关系较平稳地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从而也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调整对外战略和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美国历届总统都承诺要履行公报规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就为我们继续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和政治基础。
恒安石直到临终前都认为，自己有幸参与了《八一七公报》的谈判，并为此做出了努力，这是他一生中最感自豪的一件事。
第二部分中美关系走出阴影
恒安石在北京的年代（1981年至1985年），是两国关系由阴云密布到雨过天晴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两国关系由于台湾问题而趋于紧张，但《八一七公报》达成后双方关系得到缓解，随后又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多起互访，逐步迈入了较全面的合作时期。
1982年1月19日，恒安石代表美国政府与中方互换领事条约的批准书。正是根据这一条约，中国除在旧金山和休斯敦建总领事馆外，还在纽约和芝加哥建立了总领事馆。美方除在上海、广州建总领事馆外，还在沈阳和成都建立了总领事馆。
同年2月26日，中美互庆《上海公报》发表10周年，恒安石向中方递交了里根总统致中国领导人的贺信，里根在信中表示，美国将致力于加深美中关系，“为双方的长期友谊建立更坚实的战略基础”。
1983年8月19日，恒安石代表美国政府与外经贸部部长郑拓彬签署中美第二个纺织品协议（为期五年）。这一协议为两国双边贸易的扩展起了推动作用。
1984年4月26日至30日里根总统访华，双方领导人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交谈。恒安石参与了各项会谈，并配合了对里根一行的接待工作。
就是在中美关系比较健康发展的这一时期，中美之间的摩擦也时有发生。如中国派出的网球运动员胡娜在美出走后，1983年4月美国政府竟给她“避难权”，引起了双方一场严重交涉，恒安石在这一事件中坚持维护美方立场，甚至表现出“不识相”的态度。外交部交涉时他进行辩驳，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82年8月17日会见恒安石时，提到了胡娜事件，恒安石也照样辩解了一番，使邓小平大为不悦。这从一个角度暴露了恒安石的弱点：他是职业外交官，出身自国务院这个官僚机构，对于外交交涉如何表态有一套框框，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遇到布什、盖茨或伍德科克这种政治地位更有权威的大使，他们会有较大的灵活性和策略性，在面对邓小平这样的伟大人物时，他们会表现出应有的礼貌。
1985年9月，恒安石在北京的任期届满。
第二部分参与打开中美关系的温斯顿·洛德大使
1985年11月，美国第六任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到达北京，当时年仅48岁，是美国历届驻华大使中最年轻的一位。在他来华履任前，已随同尼克松、基辛格和福特等美国领导人11次访华，因此，对众多的中国人来说，他已不再陌生。
科班出身的洛德遇到慧眼识才的基辛格
洛德1937年8月14日生于纽约市。父亲奥斯瓦尔德·洛德原为纽约纺织业大亨。母亲马丽·皮尔斯伯利·洛德也出身望族（食品业老板）。洛德的父母都属共和党，母亲当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从政治上说，洛德属于美国政界的东部势力集团（East Establishment）的名门出身，受过良好教育，在政治上占有一定优势。
洛德195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60年他入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进修，获文学硕士学位。该大学虽未列入美国最好的大学之内，但其外交学院十分有名，可列为一流外交学府。洛德在弗莱彻外交学院时就开始参加一些实习性的工作。1969年至1973年调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特别助理。从此他成了基辛格的得意门生，追随基辛格参与对华和对苏关系事务的机密活动。1973年至1977年他升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兼任美国政府中国问题高级顾问。他同时也是一些非政府学术组织的成员，其中包括“亚洲学会”、“三边关系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1977年后他曾担任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洛德的夫人鲍柏漪（贝蒂·鲍·洛德）是出生在上海的美籍华人。1946年她的父母由上海迁往台湾，当时她才8岁。后来父母送她到美国留学，入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这时洛德也在该校学习，二人相识相恋，并结为伉俪。鲍柏漪当时与台湾当局在美国的官员互有交往，她与洛德的婚礼就是在台湾“驻美大使”的官邸“双橡园”举行的。鲍柏漪曾当过舞蹈演员，也喜欢文学写作，著有《春月》一书，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翻译出版过。
洛德进入美国外交界后，作为初级外交官在不同岗位工作了八年之久，最后转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基辛格的助手，他真正出人头地的时机终于到了。他能够在外交上一展抱负，一个原因是他个人具有遇事反应机灵、文字出手快捷的特长；二是他碰到了识马的伯乐——基辛格；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他遇到了一次难得的升迁机会。此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