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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争论继续进行。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加速与中国建交，共同对付苏联的对外扩张势头；以国务卿万斯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同苏联谈判裁减军备，缓和关系，不应因同中国发展关系而刺激苏联。伍德科克既赞成与苏联谈判，也赞成与中国改善关系，主张不应因与苏谈判和辩论巴拿马运河问题而推迟对华关系正常化。这实际上是站在布热津斯基一边。
美国两派在争论中遇到一个难题，这就是如何对待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实际上双方都不主张停止售台武器，同时又要求中方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关系正常化的这个拦路虎无法搬开。这时伍德科克想到了一个“避开”这个难题的办法。
1977年9月底，伍德科克返美述职时就向万斯提出：美方在与中方会谈时不要再提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是中方不可能接受的。他在万斯召开的对华政策会议上指出：台湾属中国内政，中国的主权不会让外人干预，要中国不使用武力等于要当年的林肯总统不用武力恢复联邦一样。他认为美国可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但不宜把这一条提到谈判桌上要中方做出保证。万斯对此未置可否，但答应在10月3日提出新方案，由伍德科克带回北京。
过了10月3日，仍不见万斯答应的新方案。伍德科克一再催问此事，并向国务院表示，见不到新方案他不回北京。10月底，万斯被迫会见伍德科克，但他拿出来的只是美方将不再提在台湾设官方联络处事。
1977年11月伍德科克回到北京，11月14日他会见黄华外长，谈了美方不再提设联络处事，却提不出美方完整的新方案。
这时伍德科克对万斯的拖延战术已忍无可忍，正好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召开全国大会，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便于1978年1月底再返回华盛顿，在会上向美国政府发出了一阵炮轰。他开门见山地说：“美国对华政策以往是建立在荒谬绝伦的基础上，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在中国内战发生30年之后，美国仍这样做，这是继续参与中国内战。在尼克松总统打开对华交往的大门后的六年内，已有67个国家走进这道大门，实际上所有美国的盟国都已走进这道大门。”他最后指出：“我深信，本国能够找到足够的勇气来采取这一明显的步骤。我也深信，中美发展正常化的关系是世界和平所需要的。”
由于这次大会受到媒体瞩目，电视记者在场，伍德科克的讲话令人醒目地出现在当日晚间的电视上。次日的《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把它登在第一版。这次炮轰太激烈了，成了各媒体的头条新闻，伍德科克本人也感到有点儿后怕。
果不出所料，次日一早电话铃声就响了，是万斯国务卿呼他到国务院去。当他见到万斯时，面有愠色的万斯压住自己的怒气，冷冷地说：“我并不是多么反对你讲的内容，但讲话的时机极为不当。卡特总统正在为巴拿马运河条约的事做生死斗争，你这次讲话正是交给反对派打击政府的另一根棍子。”万斯把国务院起草好的一份准备在午间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稿交给伍德科克过目，其中说明伍德科克的讲话未经政府批准，他的讲话只代表个人看法。伍德科克只得点头同意。
接着万斯提出要伍德科克做另一件事。原来是布热津斯基访华问题，万斯怕布热津斯基成行，就提出了让副总统蒙代尔访华。卡特正在犹豫不决。万斯知道伍德科克与卡特私交很深，因此希望他在总统面前不要支持布热津斯基访华。伍德科克当时还不了解国务院与白宫幕僚之间的深刻矛盾已白热化，也就爽快答应。可是事后布热津斯基也找伍德科克，要求在选择访华人选上帮自己的忙。这时伍德科克才感到处于两难之间，有点儿不知所措。
伍德科克不经请示国务院，就在国务院内拿起电话拨通了总统秘书，提出要会见总统。总统居然同意了。这使在旁的国务院高层官员大感意外。
第二部分获得卡特总统支持，轻松渡过难关
1978年2月7日，伍德科克怀着要受批评的心情去见卡特。
卡特一见面就说，“我从报纸上读了你关于中国的讲话”。伍德科克的心突然下沉，但卡特接着说，“我同意你的讲话”。卡特解释说，他现在忙于巴拿马运河条约的事，估计3月份国会将通过条约。从那时一直到1978年底，这是一段机遇期，他期望在此期间完成两件大事：同中国建交和同苏联达成军控协议。为此他可能派布热津斯基访华，万斯则去访苏。伍德科克对此十分赞同。他还顺便借这个机会谈了自己的私事，他已与使馆的护士姗伦小姐相爱，准备结婚，这次回国也是为了与多年分居的前妻办理离婚手续。卡特马上表示衷心祝福他们的婚事，并为此为他们写了封祝福的信。
伍德科克大使的公开讲话受到了国务卿的批评和责备，却在卡特总统的庇护下轻松过关。这其中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卡特与伍德科克关系密切，伍德科克大半生先后做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副主席和主席，在中西部企业界和工人中有巨大影响。当卡特竞选总统时，伍德科克倾全力支持，协助卡特在几个州获胜，因此卡特对伍德科克感激不尽。其次是二人在美国总的对外政策上观点相同，卡特此时也想设法与中国建交，在自己当总统期间多留下几项“丰功伟绩”。伍德科克的讲话只是时机稍早一些，无伤大局，不值得卡特亲自责备自己的“有功之臣”。以上因素使伍德科克“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布热津斯基与万斯两派意见之争
美国政府两派在对华政策上继续争论，这时双方辩论的焦点是，应派谁下次访华，以推进中美建交谈判。万斯提出派以反苏闻名的布热津斯基访华对苏联刺激太大，可能引起苏方不利反应，妨碍美苏军控谈判取得进展。万斯自知不受中方欢迎，只好放弃访华之行，为了顶掉布热津斯基，他建议派副总统蒙代尔访华。美国副总统一般是有职无权，名声虽大，却抢不了万斯主管对华关系的实权，在万斯看来，布热津斯基则不同，一旦出使中国，实际上就取得了对华政策上的主动权，架空了国务院。伍德科克曾答应支持万斯的建议，但后来考虑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需要，他1978年2月初会见卡特总统时，极力推荐布热津斯基访华。此前中国政府也得知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意愿，于是由柴泽民大使出面，当着万斯国务卿的面，主动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这些因素终于促使卡特总统于1978年3月做出决断：由布热津斯基访华，由伍德科克随后主持同中方进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具体谈判。这一抉择基本上为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打下了成功的基础。
中美正式展开建交谈判
为了确保1978年7月5日开始的中美建交谈判取得成功，卡特做了如下安排：
（一）决定由伍德科克大使在北京与中方会谈，而不是在华盛顿或互派特使的方式会谈。这样做一方面可不声不响地进行，以免受国会和舆论的干扰；另方面可利于保密。
（二）在总统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开始只包括五个人：总统、万斯、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白宫办公厅主任乔丹。后来副总统蒙代尔也入此组。为了工作方便，万斯指定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参与此项工作，布热津斯基派其中国问题助手奥克森伯格参与此组。在驻华使馆内，伍德科克主任和芮效俭副主任主办此事。这就是了解中美建交谈判内幕的全部高层官员。
（三）核心小组的工作方式是：奥克森伯格和霍尔布鲁克根据总统和布热津斯基的指示意图负责具体起草指示电报。电报经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审阅后交总统批阅签发给在北京的伍德科克。伍德科克据此与中方谈判，然后将每次会谈情况报告华盛顿。
（四）由布热津斯基经常地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代主任韩叙（柴泽民主任到任后则会见柴、韩二人），主要谈国际形势和美方看法、对策，保持两国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的及时沟通。另由霍尔布鲁克从国务院的角度与韩叙保持联系，主要谈两国间的一些分歧或偶发事件，如中方对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进行抗议或交涉等。前者的目的是使双方在战略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