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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眼睑颤动了起来，半睁开了眼睛，然后又闭上了。德雷克搞不清楚病人是否
已经看见客人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但他知道，此刻病人正处于近乎清醒的状态。
他慢慢地向前倾着身子，对着病人的耳朵清楚地说道：“Shchene vtnra Urallla。”
从宇面上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乌克兰没有灭亡”，但也可以比较灵活地译成
“乌克兰继续活着”。这是乌克兰国歌的第一句歌词，俄国当局是禁止唱这首歌的，
一个有民族意识的乌克兰人会立即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病人眨着睁开了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德雷克。几秒钟后，他用乌克兰语
问道：“你是谁？”
“和你自己一样，一个乌克兰人。”德雷克说道。
病人的眼内布满了疑云，接着说：“卖国贼？”
德雷克摇了摇头。“不，”他心平气和地说道，“论国籍我是英国人，在那儿
出生和长大，我父亲是乌克兰人，而母亲是英国人。但在我的心里，我和你一样是
乌克兰人。”
床上的那个人执拗地盯着天花板。
“我可以给你看我的护照是伦敦签发的，但不能说明什么。一位俄国的秘密警
察也可以掏出一本护照来试图欺骗你，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
“但你现在已不在乌克兰了，这里没有秘密警察。”德雷克继续说道。“你没
有被海水冲到克里米亚海岸，没有被冲到俄国南方的海岸，也没有被冲到格鲁吉亚。
你也并没有在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登陆。你是被一艘意大利商船救了起来，在这儿
——特拉布宗港登陆了。你是在土耳其，你是在西方。你已获得了成功。”
现在那个人的眼睛注视着他的面庞，目光显得警惕而又神志清醒，意欲表示相
信。
“你能活动吗？”德雷克问道。
“不知道。”病人说。
德雷克朝着小房间对面的窗户点了点头，窗子外面来往车辆的嘈杂声清晰可辨。
“克格勃的人可以装扮成医院里的工作人员，看上去像土耳其人一样。”他说。
“但他们不能为了一个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加以拷打以逼取口供的人而使整个城市改
变面貌。你能走到窗子跟前吗？”
那个人由德雷克搀扶着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走到窗户跟前，朝外张望着街上的
情景。
“这些是从英国进口的‘奥斯汀’和‘莫利斯’牌汽车，”德雷克说道，“还
有法国的‘别儒’牌汽车和西德的‘大众’牌汽车，广告牌上的文字是土耳其语，
那面的广告是可口可乐。”
那个病人把一只手背贴着嘴巴，嘴咬着指关节，迅速地眨了几下眼睛。
“我已获得了成功。”他说。
“是的，”德雷克说道，“你已经奇迹般地获得了成功。”
“我的名字，”病人在回到床上时说道，“叫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我出生
于特尔诺波尔，是一个游击队的队长，队里有七个乌克兰人。”
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情况就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了。卡明斯基和六个同伴都出
生于特尔诺波尔地区，这儿曾经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温床，至今也仍有余烬在复燃。
他们决定对他们国土上无情的俄罗斯化计划进行反击，这个计划在60年代业已加剧，
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已经成了对整个乌克兰地区的民族艺术、诗歌。文学、
语言和意识的“最终解决方法”。在历时六个月的战斗中，他们伏击并击毙了两名
基层党组织书记——莫斯科强行派到特尔诺波尔地区来的俄罗斯人，还打死了一名
克格勃便衣特务。接着他们就被出卖了。
当他们在一座农舍里开会以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时，佩带绿色徽章的克格勃特种
部队包围了这座农舍。不管是谁走漏风声的，他也死在克格勃的枪林弹雨之中了。
只有卡明斯基逃了出来，他在矮树丛中抱头鼠窜。他白天就躺在谷仓和树林里，晚
上就向南朝海岸逃跑，心里隐隐约约想登上一艘西方的海轮。
要接近敖德萨的码头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只能靠吃田野里的土豆和芜青甘蓝维
持生计，并试图逃到敖德萨港西南方德涅斯特河口的沼泽水乡避难，朝罗马尼亚边
界移动。最后在一天夜晚来到了位于河溪畔的一个小渔村，偷了一只小艇，艇上有
分节的桅杆和一张小帆。他以前从未坐过帆船，对大海一无所知。他竭力设法扬起
帆，操着舵，边祷告边抓着不松手，凭着星星和太阳乘风向南方驶去。
他完全是靠侥幸而避开了在苏联近海水面上巡航的巡逻艇和渔船队。他乘着的
那艘细长木船又避开了海岸雷达的扫描，直至他脱离了雷达的扫描范围。然后他就
在罗马尼亚和克里米亚之间的海面上迷航了。小艇继续在向南行驶，但离靠得最近
的商船航道还相差甚远，虽然他也许并不知道航道究竟在哪里。暴风雨的袭击使他
措手不及。由于不懂得如何收帆，他就翻了船。在晚上他都是竭尽仅剩的一点力气
紧紧抓着倾翻的船壳。到了清晨，他把船又翻了过来，并爬进了船舱。他先前曾把
衣服都脱了以让夜晚的风吹凉他的皮肤，现在衣服已不知去向。他的一些生土豆，
用柠檬水空瓶装的淡水，以及帆和舵都已无影无踪。太阳出来以后，随着气温的升
高，他周身立即疼痛起来。暴风雨后的第三天，他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当他恢复知
觉时，他已经躺在一张床上了，默默地忍受着晒伤的痛楚，倾听着他自以为是保加
利亚语的各种声音。他连续六天一直闭着眼睛，不吭一声。
安德鲁·德雷克听完了他的自述，顿觉心花怒放，他终于找到了他已等待多年
的人。
“我要到驻伊斯坦布尔的瑞士领事馆去看看，尽力从红十字会给你弄到临时性
的旅行证件。”当卡明斯基露出疲劳的迹象时，德雷克说道。“如果我办到的话，
我也许能使你到英国去，至少是临时性的签证。然后，我们可以设法要求避难。我
过几天就回来。”
走到门口，他又停了下来。
“你可知道，你不能回去，”他对卡明斯基说道，“但在你的帮助下，我可以
回去。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也是我所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安德鲁·德雷克在伊斯坦布尔逗留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要长些。直到5 月16日他
才带着卡明斯基的旅行证件飞回特拉布宗。他给伦敦挂了长途电话，与代理公司一
位资历较浅的合股人争吵了一番才续了假，但那是值得的。因为通过卡明斯基，他
对自己可以实现毕业后惟一的雄心壮志感到很有把握。
斯蒂本·德拉契是罗夫诺大学的学生，当时他参加了乌克兰师。他是幸运者之
一，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1945年，他在奥地利被英国人俘虏，后被遣送到诺福克
当了一名农工。1946年，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悄悄地策划把200 万“雅尔塔的
殉葬品”交给斯大林处置。他肯定是会被遣返回国而被苏联秘密警察处决了的，但
他又一次是幸运的。他在诺福克的一垛干草堆后面把一位战时代替男子从事农业劳
动的英国姑娘撩倒了，而且使她怀了孕，他们后来就结婚了。六个月以后，以怜悯
为借口，他就被兔除遣返回国，并获准留了下来。离开农场以后，他就利用当无线
电报务员时所学到的知识，在布雷德福——侨居英国的3 万乌克兰人的中心——办
了一个小修理铺。他们的第一个婴儿出生不久便夭折了。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50年，
是个儿子，在洗礼时取名为安德里亚。
安德里亚自幼就在他父亲的膝下学讲乌克兰语，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对他讲述
了他们自己的家乡以及有关喀尔巴阡山脉和外喀尔巴阡地区那些荡然无存的往事。
他吸收了他父亲仇视俄罗斯人的思想。在这个男孩只有12岁的时候，他父亲在一次
交通事故中去世了。他父亲在生前每天晚上都要和乌克兰逃亡者们围在起居室的壁
炉旁，用他母亲根本听不懂的语言谈论他们的往事。而他母亲对此感到厌倦，于是
她就把他的姓名全都改成了英国人的名字，把姓改成德雷克，把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