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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一种绵延的现在中。人就不能意识到他自己曾经不存在，不能意识到他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人就不能理解存在对他而言的意义。（正是因为黑格尔认为人的精神能创造时间，所以他明确地断言，逻辑和历史是同一的，正如布伦施维奇在很久以前指出的，这种同一性确实是“他的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克瓦雷：《黑格尔专门术语》（La terminologie hégélienne），见《哲学思想史研究》，213页。。）
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只有依靠意志，即依靠用于将来的心理能力，精神才能创造时间，从这个观点看，将来也是过去的来源，当直接的Ishallbe（我将存在）将成为Ishallhavebeen（我将已经存在）的时候，这种将来在思想上是由精神对第二个将来的预期产生的。在这种解释中，过去是意志的结果。因为最终说来，意志能预期意志的计划的最终失败，也就是死亡；意志的计划也可能在某一天实现。（值得指出的是，海德格尔也说：“Die Gewesenheit entspringt in gewisser Weise der Zukunft”——“过去［曾经存在］以某种方式源于将来。”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no。65，326页。）
在黑格尔那里，人并非不同于其他动物物种，因为人是一种理性动物，是唯一一种知道自己将死亡的生物。正是在意愿的我预期死亡的时候，思维的我变得自信。在对死亡的预期中，意志的计划采取预期的过去的形式，因而能成为思维的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并非不知道死亡”的精神能使人“支配死亡”，“忍受死亡，自强不息”。《哲学思想史研究》，188页，引自《精神现象学》（Phⅲ黱omenologie des Geistes）。 用克瓦雷的话来说：当精神勇敢地面对它自己的终结时，“时间辩证法的不断运动就停止了，时间‘实现了’自己；这种‘实现的’时间自然地消失，完全进入过去”，这意味着“将来已经丧失了对它的影响力”，已经为思维的我的持续现在准备就绪。因此，“（将来的）真正存在是成为现在”同上书，183页，引自《耶拿自然哲学》。。不过，在黑格尔那里，nunc stans（停顿的现在）不再是短暂的；它是一个“nunc aeternitatis”（永恒的现在），正如在黑格尔看来，永恒也是时间的本质，柏拉图的“永恒的形象”，被视为“精神的永恒运动”。克瓦雷：《黑格尔在耶拿》（Hegel à Iéna），见《哲学思想史研究》，188页。 “在现在、将来和过去的结合中”《哲学思想史研究》，185页，引自《耶拿自然哲学》。，时间本身是永恒的。
用简化的方式说：如果将精神生活归功于用于将来的心理能力和由此导致的“不平静”，那么存在着这样的一种事物——如果将精神生活归功于死亡，被视为一个绝对终点的死亡使意志终止，并且把将来变成一个预期的过去，把意志的计划变成思想的对象，把灵魂的期待变成一种预期的记忆。因此，经过概括和简化，黑格尔的学说似乎具有现代的风格，在其时间思辨中，将来的优先地位与他那个时代对进步的教条式信仰十分协调，从思维到意志，再从意志到思维的转移十分巧妙，试图解决近代哲学家关于如何以一种当前可接受的方式与传统妥协的问题，因此，人们不认为黑格尔的概念能真正地有助于解决意愿的我的问题。不过，在他的时间思辨中，黑格尔有一个奇特的前驱者，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比进步的概念更难解，也没有任何东西比发现支配历史事件的规律更重要。
《精神生活·思维》 第一章历史哲学（3）
这就是普罗提诺。他也认为人的精神，即人的“灵魂”（psychē），是时间的原因，时间是由灵魂的“过于活跃的”性质（polypragmōn这个词表示“忙碌”）产生的；灵魂渴望它自己在将来的不朽，“追求比它的目前阶段更多的东西”，因而始终“走向一个‘然后’和‘以后’，走向不是相同的、而是某种不同的和始终不同的东西”。因此，“时间是灵魂的生活”，因为“生活的展开与时间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灵魂以“推论思维”的形式“在其活动中产生（时间的）连续”，灵魂的推论相应于“灵魂从一种存在方式到另一种存在方式的运动”；因此，时间“不是灵魂的伴随物……而是在灵魂中，并与灵魂在一起的……某种东西”。普罗提诺著作的这一段是对柏拉图的《蒂迈欧篇》（Timaeus）37c—38b的评论。见《九章集》（Ennead），III，7，11：论时间和永恒。我使用Loeb古典书库的A。 H。 Armstrong译本，伦敦，1967年，以及《九章集》的双语版本，由Emile Bréhier译成法语，巴黎，1924—1938年。 换句话说，在普罗提诺看来，正如在黑格尔看来一样，时间是由精神的内在不平静、精神向将来的延伸、精神的计划，以及精神对“现在状态”的否定产生的。在他们看来，时间的真正完成是永恒，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说，从存在的观点看，是精神从意志到思维的转移。
但是，黑格尔著作中的许多段落表明，他的哲学并没有受到其前辈著作的启发，不是对其前辈意见的一种反应，不试图“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也不是学究式的，总之，不同于晚古时期差不多所有哲学家的体系。最近，这个特征已经被许多人辨认出来了。目前，关于黑格尔著作的卓越而详尽的论述见Michael Theunissen的《理性的实现——论关于黑格尔的理论实践讨论》（Die Verwirklichung der Vernunft。 Zur TheoriePraxisDiskussion im Anschluss an Hegel），载《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 Rundschau），第六册，图宾根，1970年。我们援引的主要著作：Franz Rosenzweig的《黑格尔与国家》（Hegel und der Staat），两卷（1920），阿伦，1962年；Joachim Ritter的《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Hegel und die franzsische Revolution），法兰克福 / 缅因，1965年；Manfred Riedel的《黑格尔思想中的理论和实践》（Theorie und Praxis im Denken Hegels），斯图加特，1965年。 黑格尔构造了一部相应于事实和政治历史的连续的哲学史——在他之前闻所未闻的某种东西——完全与传统决裂，因为他是第一位认真地看待历史，也就是说，产生真理的历史的伟大哲学家。
在人间事务的领域中，一切事物都是由单数的人或复数的人创造的，而哲学家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考察过这个领域。这种情况的改变是缘于一个事件——法国大革命。黑格尔说：“革命可能从哲学那里得到它的最初动力”，但是，革命的“世界历史的意义”在于人第一次敢于改变自己，“依靠自己的头脑和思想，按照自己建立现实”。“自从太阳进入天空，诸行星围绕它旋转以来，人们从来没有认识到，人的存在以他的头脑为中心，也就是说，以他的思想为中心。……这是一个光辉的精神黎明。一切有思维能力的存在都分享这个时代的喜悦……一种精神的狂热贯穿世界，好像神圣事物和世俗事物之间的和解现在第一次实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J。 Sibree译，纽约，1956年，446—447页；《历史哲学》，第二部分，“德意志世界”，拉松版，莱比锡，1923年，926页。 事件所表明的东西就是人的新尊严；“公布某种东西如何（引起）因循守旧的人（die gesetzten Leute），始终接受将消亡的东西的人的昏庸观念”1795年4月16日致谢林的信，《书信》（Briefe），莱比锡，1887年，第一卷，15页。。
黑格尔从来没有忘记过这种早期体验。后来，在1829—1830年，他告诉他的学生：“在这个政治突然变化的时代，哲学找到了它的位置，这就是当思想走在现实的前面和决定现实方向的时候。因为当一种精神形式不再使人满意的时候，哲学就能敏锐地注意到，以便解释这种不满意。”《理性的实现——论关于黑格尔的理论实践讨论》。 总之，他差不多完全违背了他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关于密涅瓦的猫头鹰的著名陈述。他的青年时代的“光辉的精神黎明”激励和贯穿着他的所有写作活动。在法国大革命中，原则和思想已经实现了；在“神圣事物”，即人在思维时考虑的事情，和“世俗事物”，即人的事务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