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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母亲便来学校找我，“林冰，你和—亮玩得那么好，也不去看看他。他整天躺着……”说着，眼睛里就有了泪。
我早想去看他了，可是又不知道是否合适。从前那个傲慢的、总是沉浸在优越感之中、绝不肯在人底下而只能在人头上的赵—亮，总在我眼前晃。这样一个人倒霉了，你去看他，并且你现在处在一个绝对比他优越的位置上，他会怎么想呢？我这人，似乎很小时就对人情世故很敏感（岁数大了之后，反而迟钝了许多）。去看—个倒霉的人，真是件很难办的事情。不看他吧，对方也许会想：好，你现在比我强了，就瞧不起人了。去看他吧，对方也许会说：你来显摆了，你来看我笑话了。即便是这两者都不会有，还有可能无端地让人家自卑。若是这样，去看的人，岂不又无端地增加了一份歉疚？
“有空去看看他吧。”赵一亮的母亲说。
既然他母亲这样希望我去，我当然要去看看他。那天下午，我就去了。我敲着他家的院门，不一会儿，就有脚步声走过来。
开门的是他的母亲。“你来了！”他母亲见了我，很高兴，“他在家呢……”说着将我一直引进屋里，走到赵—亮的房门口喊：“—亮，林冰来啦！”
房里没有声音。
他母亲提高了嗓音，“一亮，林冰来啦！”
“谁呀？”赵—亮在里头含含糊糊地问。
“我，林冰。”
赵—亮将门打开了，“林冰。”随即舒展双臂，双眼闭着打哈欠。那双臂抻得很用劲，仿佛练臂力把五根弹簧都拉开了。他的样子，很慵懒，很舒适。然而，我并未从他脸上发现熟睡的余痕。
“你在干吗哪？”我问。
赵—亮双手往上捋了捋头发，“没事做，睡睡觉。你学习忙吗？”
“还行。”
“我是念不成书了。不过这挺好。我本就不喜欢读书。读与不读，也没有什么两样。读了又怎么样？再读几年，不还是回乡务农？想起来，读书真没有太大意思。我现在不读书了，在家睡睡觉，拉拉胡琴，比读书舒服……”
我们正谈话，他母亲出去包了一纸包熏猪耳朵回来了，倒在—个盘子中，浇了些酱油，放到了院子里的小桌上。赵一亮轻轻拉着我的胳膊，“吃点东西。”
我和赵一亮面对面坐下来，中间是—盘切好了的猪耳朵。他吃得很香，猪耳朵的脆骨在他雪白的牙齿间咯吱咯吱地响。他不时地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对他母亲说：“妈，再来一点酱油。”
“妈，有蒜瓣吗？剥两颗。”那盘子，冲他的那一面，不—会儿就快要见底了，而我这一侧，却还像河岸那样矗立着。过了—会儿，这“岸”就向他那一侧坍塌了下去了。他—边吃，一边向我不停地说话，说他新搞到了几首二胡曲子，拉起来很好听，但常要换把位，有时突然地要换几个把位下去，难度挺大，但现在对他来说，已完全不成问题了。
我在他家待了一两个小时，觉得赵一亮还是从前那个样子，心里倒也坦然了。他送我到院门口时，依然还是从前的形象——腰杆很直，脑袋微微扬起，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
我走到巷头，忽然起了—个要加强“我俩—如从前”这—感觉的念头，就转身回来，准备向他要一块好松香（其实，我还有好松香）。走到他家院门口，就听见赵一亮在向他母亲发脾气：“谁让你去叫人家林冰来看我的？我怎么啦？我怎么啦？我干吗要让人家来看我？我干吗要让人家来看我？……”口气很凶，并且踢翻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的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回去的。当又—个什么东西被赵—亮踢翻之后，他父亲骂道：“你这个畜生，还问‘怎么啦怎么啦’，你干吗整天躺在床上像个死人一样？不想活了，门口就是大河！”
赵—亮大声叫道：“我这就去干活，我这就去干活！”
我怕赵—亮真的要出来干活，赶紧走开了。
赵—亮并没有干活，但也没整天躺着，而是不分白天黑夜地拉胡琴。拉的都是—些哀怨悲愤的曲子，很投人。拉得他母亲泪汪汪的，拉得他父亲不住口地骂：“死吧！死吧！……”
拉了半个月胡琴，赵—亮突然很潇洒地旅行去了——去上海的—个亲戚家玩去了。
过了—个月，赵—亮回来了。回来第二天，他就宣布：“我要劳动了。”他所说的“劳动”，不是指帮助父亲染布。他从前的骄傲在于他家的富有，但他—直就有点鄙视这使他家富有的相传了五代的作坊活计：一双手一年四季被颜色染着，像什么样子？他所说的“劳动”，是作为—个社员，参加地里的劳动。他母亲一听说他要劳动了，就仿佛听见他说“我要活下去了”一样，眉头舒展，满心欢喜，赶紧去给他准备劳动工具。只一天的工夫，大锹、洋锹，镰刀，扁担，柳筐……就——办齐了。扁担还是—根桑树扁担，极有柔性。
赵—亮说：“我还得有—双草鞋。”
他母亲说：“从前的人做生活，要穿草鞋。而今的人做生活，不太兴穿草鞋了。”
赵—亮却说：“不，我要穿草鞋。”
他母亲马上就出去寻找草鞋，找出镇子，才买回几双草鞋来。第一回穿草鞋的人，穿不上一会儿工夫，脚就要被打破皮的。于是，他母亲就用榔头反反复复地捶打那些草鞋，直至将它们捶打得软绵绵的。怕还要打脚，在脚后跟等关键处，又缝了几层布。
赵一亮下地干活了，初时，混在人群里，不太自然。有人说：“赵大少爷，下地了！”他的脸就忽地—下红了。后来干了几天，也就自然了。不过，他的形象仍然像舞台上—个演出来的“新型农民”。他总穿得那么干净（每日换两套衣服），两只裤管卷得一般齐整，草帽是新的，带子雪白，腰里束了根牛皮带，手腕上还戴了一块从上海买回来的手表，而脚上却穿着草鞋，显得太煞有介事。他到地里劳动，他母亲就为他劳动——除了不停地给他洗衣服，还要给他端上洗脸水，还要请人帮他磨镰刀之类的工具，还要—天两次地往地里给他送吃的。
赵—亮在野外被风吹着，被太阳晒着，心情又不太坏，倒显出了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们所没有的健康。那天，我在大桥上碰到了他。他正挑着空筐从地里回来，见了我，就在桥上站住了，“林冰！”声音很响。他将担子搁在桥栏杆上，双腿微微劈开，稳稳地站着，多解了一两颗钮扣，露出结实的胸膛来，右手拿着草帽，轻轻地扇着。那样子让人觉得，只有劳动才是件叫人身心愉快的事情。
过了些日子，我们又一次相遇。他说：“林冰，晚上要是有空，到我们家来玩吧，把你的胡琴带来。”
晚上，我就拿着胡琴去了他家。
他很不在意地向我问了许多关于学校的情况，还向我开了个玩笑：“听说，那个叫艾雯的老师很喜欢你。”
“别听他们胡说！”
他笑了一阵说：“我们拉几首曲子吧，我—个人拉也没有多大意思。”
我自然还是给他拉副弓。
拉了一阵，我感觉到赵—亮的胡琴拉得不及从前顺了。不管是弦上的手指，还是捉弓的手指，皆显得有点僵。我明白，这是劳动的缘故。体力劳动能使人的手的感觉钝化。—个乡下人敲你的房门，为什么不及一个城里人（尤其是一个城里姑娘）敲得让人愿意接受？就是因为乡下人的感觉钝化了，不知轻重，一敲门，就像有人来搞突然搜查，那门敲得你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看来，体力劳动对某些艺术来讲，是—种损害。搞这些艺术的人，可以看着别人劳动，然后把劳动的节奏与快乐弄到自己的艺术里去，但惟独自己不能亲自去劳动，尤其是不能去参加那些沉重的筋肉劳动。有人不大懂得这—点，把艺术家们一窝蜂地轰进地里去，轰进工厂去，结果，毁了无数的钢琴家、小提琴家和画家。赵—亮才劳动了几天？手就不听使唤了。我—边拉，就一边想着，从前赵一亮的手。那四根在弦上的手指，都是活活的小精灵，它们在弦上活动着，犹如四只在松树干上淘气着的小松鼠，既灵活，又让人喜欢。赵—亮曾给我们做过一次表演，把一铁块从火炉里取出来，稍微凉了凉，他用左手的四指在上面弹跳，竟然烫不着。这会儿让他再做这种把戏，我想，是非要将他的肉烧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