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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说明才智——品谋贵人：从行到智能屈能伸的大谋略
凡能“忍”者，必能成大事，这是一种典型的成功性格。为了自己的抱负、事业，什么都能忍。从一朝诸侯王到为人奴仆、从锦衣玉食到粗茶淡饭，为人养马，给人尝便，都忍了，为的是日后的崛起。
勾践忍辱负重终吞吴，显示他以屈求伸的政治谋略。
正所谓“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越王勾践的忍使他成了春秋最后一个霸主。国王、侍从、霸主这三者的更替变化为勾践画出一条奇妙的命运轨迹。
勾践性格能忍，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最终也没有白忍，终于大仇得报。其实，这本算不上什么报仇不报仇，诸侯国之间相互蚕食攻伐在春秋战国时是很正常的事，这里所要探究的是勾践能忍的性格，而最终凭此成就了复国大业。
坚韧不拔，忍辱负重，其结果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勾践坚韧能忍是为了灭吴兴越，忍到一定程度总有爆发的一天，如果一味的忍下去，则是性格懦弱的表现，勾践终于忍到该向吴国发难的时候了。结果正如勾践所愿，一战便把吴军杀得大败，这次卑躬屈膝的不再是越王勾践了，而是吴王夫差。夫差也想像当年勾践向自己称臣为奴一样，打算投降勾践，勾践很可怜夫差，想答应夫差的请求，但被范蠡劝住了，最终吴国灭亡了，吴王夫差自杀身亡，当时中原的几个大诸侯国，都处于低潮，不少小国投降了勾践，于是勾践俨然成了最后一代春秋霸主。勾践终于一吐胸中20多年的压抑。
坚韧不屈的性格，忍辱负重的精神造就了春秋末代霸主，从晋文公的称霸之路和勾践的称霸之路来看，虽然经历不同，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坚韧，能挺住困难，晋文公流亡19年，倍受磨难，勾践为人奴仆3年，他们都忍住了，挺住了，所以也成功了，看来坚韧不屈的性格所打造的命运是辉煌的。
国王、奴仆、霸主把勾践人生命运的轨迹勾画得清清楚楚，难道我们不能从此例中受到启发吗？
行为说明才智——品谋贵人：从行到智忍辱负重为才学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更是司马迁性格与人格的绝唱，客观地涵盖了司马迁性格的耿直，人格的伟大，命运的悲枪。
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已成为中国人警世格言了，民族精神的凝聚，民族心声的呐喊，民族性格的展现，民族灵魂的精华得到了全面的昭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耿直伟大的人，更看到了一个不屈的民族。
司马迁忍辱负重写史记，显示出他的学术抱负。
千百年来，耿直性格的代表人物应首推汉朝的司马迁。李陵投降匈奴，武帝大怒，满朝文武诬辞如倾盆大雨铺天盖地而来，而司马迁则挺身而出。司马迁当然知道为李陵辩护的危险，但司马迁就是司马迁，他有着耿直的性格，他不会违心的去说话，他不怕“以卵击石”的后果，一些见风使舵的大臣趁机对李陵大肆进攻，司马迁抱着就事论事的态度，对汉武帝直言不讳，认真地评定了李陵的功过，他想把“李陵事件”放在道德与人格的高度去认识，同时也揭露了形形色色的丑恶嘴脸。这使他激怒了汉武帝，更激怒了那些“全躯保佑妻子之臣”，司马迁由“李陵事件”走向了“李陵之祸”被判处了死刑。虽然这是由汉武帝一手操纵和导演的历史话剧，但直接导致他个人悲剧的原因，在于他的个性——不受他人影响，不畏权势，敢讲真话，耿直无私。
或许是他对生命的热爱，或许是他还有未完成的事业（他正在写《史记》），他没有选择死，如果是以钱赎罪，对清贫的他来说是不现实的，如果他想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接受宫刑的处罚，在生与死的选择中，他经受着难以名状的痛苦，昂首挺胸地奔赴刑场，刀起头落，只需一时的勇气。然而走进“蚕室”接受宫刑，却是莫大耻辱，需要的是一生的勇气，但是他觉得如果“伏法受死”，不过是举手投足间的事情，还会被认为是罪有应得，死得其所！耿直的性格告诉他，他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死！读到此处，不知后人都是怎么看待司马迁的，或许没有多少历史知识的人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许封建卫道士认为：不知羞耻，死了算了；或许迂腐的文人认为：呜呼，痛哉！不管他们怎么看，在今天看来司马迁算得上一个伟丈夫，何也？顶天立地，面对汉武帝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要知道这是冒杀头危险的；能屈能伸，受官刑忍了。让人对他的性格及人格无话可说。司马迁的耿直为我们的伟大民族宣告了一个精神誓言——“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是的，人总免不了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如此人生的价值在比较中表现出来。鸿毛与泰山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是人生价值的比较。在比较中让人选择，在比较中使人思考。不朽的精神有着坚韧的传播力。
司马迁通过《史记》表达了自己对以汉武帝为首的封建专制不屈的信念，这其中也饱含了自己的爱憎。司马迁是一个思想者，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一个永恒的思想者。他把人生旅程中的风风雨雨，熔铸在自己的思想里，他思索社会，直书历史，透视统治阶级的本质，悲壮的命运使他的思想越来越深邃，观念越来越清晰，认识越来越独到，因而，他具备了更深刻的生命力度。
行为说明才智——品谋贵人：从行到智运筹时间，运筹智力
善于运筹时间，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人的共同特点。为了提高时效，把时间流逝的“不知不觉”变为“有知有觉”，诊断时间的实际利用率，从而建立更为有益的作息规律和生活节律，许多人都做了积极的探索。
康德（ImmanueKant，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祖籍苏格兰，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1740年入哥尼斯堡大学，5年后毕业，任家庭教师9年。1755年开始在母校任教，1770年升为教授。1755年发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提出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被恩格斯认为“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并且在哲学史上起了革命性的作用。1770年以后，致力于哲学和社会理论问题研究。发表了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依次阐述他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等观点。由于他在哲学上的卓著成就，被后人称为“西方哲学泰斗”。1797年退休。
康德的生活习惯比太阳的升沉还要有规律。他每天起床、穿衣、喝咖啡、写稿、讲演、吃饭、散步都有定时。替他写传记的人说：“康德的生活是最规矩不过的规则动词。”德国的哥尼斯堡的居民都有一个毫无差错的时钟，帮助他们校对时间，因为住在这个地方的大思想家康德每天恰好在下午3点30分出门散步，分秒不差，连续30年准确无误，恒定不变。康德迈着匀称的步伐走向菩堤街的时候，他的灰色手杖也轻轻地敲打着地面，合拍应节丝毫不爽。“你看，哲学家出巡了？”哥尼斯堡的人都用惊异的眼光看他旁若无人地穿街过巷，感叹他几十年能够守志笃一，宁静致远，竟有这样严格的作息制度。康德靠着自己的毅力，养成规律用时的良好习惯，终生受益无穷。这使他在深入了形而上学的堂奥，并且进军科学如物理学、几何学、代数学、心理学、天文学和逻辑学的领域时，能够集中起全部的体力和精力，充分挖掘时间的最大能源，达到了“物我两忘，浑然一体”的境界，执着探索。他的学术思想可谓会通百家，在西方哲学中是继希腊的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第一个集大成的人物。
居里夫妇被人们誉为“镭的父母”。由于这一杰出成就，居里夫妇和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首先发现放射性现象者）共同获得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1906年，居里逝世后，居里夫人继续研究物质放射性，取得重大成就，并著有《放射性通论》、《放射性物质的研究》等著作，对原子核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