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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朱由检自己也是有问题的。
用史书上的话来讲，就是“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既不能尽信于人，又常为用心叵测之徒所蒙蔽，刚愎自用，举止乖张。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因为误信流言而翻脸不认人，将举兵入卫京师的袁崇焕逮入锦衣卫狱，并于次年八年将其凌迟处死，无疑便是他这些性格弱点最为有力的明证——袁督师千古奇冤，可比南宋岳武穆之风波亭——偏他又不知自省，只是一味沿着这样的即定路线“义无反顾”地埋头向前，“大势将倾，积习难免”，内外交困之下“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而锦衣卫呢？
随着国势山河日下，事事痛感束手无措之余，为了控制朝局，加强对军事和行政的统辖力度，朱由检自然也就反悔，推翻了自己在即位之初曾经作出限制厂卫权力的承诺，进一步扩大这两个特殊部门在国家各个领域和层面的“监察”范围，虽然在其执政的十七年间不断因此而受到大臣的指责和劝谏，但却“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
这是可悲，可恨，还是可叹？
所以，尽管没有了魏忠贤，没有了许显纯，崇祯朝的厂卫大抵还是沿着前朝套路，“亲密无间”，玩出了一把有明一朝最后疯狂的闹剧。
于此，有位叫作李清的官员以旁观者的身份记述得最为生动。
他在他所写的《三垣笔记》里回忆说，“我刚到刑部，问司寇郑三俊，刑部什么案情最冤枉”，结果这位司寇回答他是“盗情”，并说“如果想要为那些所谓的盗匪平反，最好的办法就是判他们秋后处决”。李清有些奇怪，追问这是为什么。后者面有难色地解释说：“因为这些盗匪，都是东厂缉获送来的，有关部门不敢翻案，所以只能找出那些既无赃物亦无人证的涉案人员，判处他们秋后处决，这样或许还能够替他们争取到解脱罪名的时间。”
至于当时狱中情形，“每当厂役捕获盗匪，必定要加以'五毒'刑讯，并从犯人里挑出有油水的对象，敲诈勒索直至倾家荡产，然后才将案情上报东厂”，“曾经有个'盗匪'被押往菜市口行刑，一路上叹息着说'我连小偷小摸的事情都没做过，怎么能诬陷我是强盗呢？'”
有鉴于此，李清也曾劝说别的官员平反冤狱，结果别人回答他说：“如果推翻了东厂所获取的供词，日后他们必然罗织罪名，相关大小官吏都得一并送命，所以没有人敢这么做。”
那么，这许多大大小小的冤情，到底是从冒哪儿来的呢？
他又说：“（皇）上把耳目的功效寄托给锦衣卫，称他们是'心膂大臣'，所有宫廷以外的事情，都由锦衣卫负责汇报。吴孟明并不急于害人，更想趁机敛聚钱财，他的儿子吴邦辅出力最多，每当缉获州县官员（向廷臣）送礼的礼单，必然故意泄露姓名，然后挨家逐户登门勒索……东厂也是如此……曾经有某位知县，送了二十四两银子给翰林编修胡守恒，请后者替自己写篇文章，其实钱还没有送出，也被勒索了千金才算作罢……”
甚至无意间的玩笑话，也会给官员们惹来天大的麻烦——公公也好，缇骑也好，都是惹不起的——有位叫作白慧元的，任职定兴知县，和宫里某个公公是同乡，大约为着联络乡谊，两个人便凑在一块儿喝酒。酒过三巡，公公从家里拿出许多珍奇异宝请老乡观赏。不想白慧元是个豁达之人，一时兴起，脱口而出“我有至宝，比你这些好多了”。公公好奇，追问他是什么，结果白慧元把嘴一咧说：“这至宝就在我的裤裆里。”我有子孙根，你没有，不是强过你这多许珍宝么？
这话可真是戳到了人家做太监的痛处啦！公公当时不说，回头就向皇帝汇报“白慧元这个做县令的，贪赃枉法，残横凶暴，纵容属下在辖区里鱼肉百姓，应该革职拿办。”又觉得光拿他一个，太过惹人注目，于是索性把连同定兴县在内，包括京师附近的任丘、清苑、涞水、迁安、大城等地县官一并拿下，悉数革职遣返，并且还申斥”巡抚按察不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各级官吏严加督察，以致他们玩忽职守，京畿地区都这样，偏远省份更是可想而知”，要中央相关主管部门严加整顿官场纪律，不得再出现类似情况。
瞧瞧，白慧元一句话连累了多少人！
一句玩笑尚且如此，其它诸如刻意为之的蓄意栽赃、滥杀良民，或者包庇党属，颠倒黑白，以致激发如天启年间“周顺昌事件”那样百姓“暴力抗法”的情形，在整个崇祯朝此起彼伏，屡见不鲜，也就实在没有必要在这里替他们“作书立传”了。
不过话说回来，都说“厂卫、厂卫”，虽然早已“和光同尘”，但是就其活跃的范围和层面而言，因为原本分工不同，所以东厂毕竟要比锦衣卫沾惹的事情更多、更广，锦衣卫的注意力，终究还是集中在朝廷政治斗争这最主要的一根弦上。
崇祯末年，内阁当红的辅臣，有位叫作周延儒的——这人在《明史·奸臣传》中榜上有名，是个什么货色，无须多说——朱由检虽然“多疑而任察”，莫说是寻常大臣，就算是袁崇焕那样有大功的忠臣、能臣，翻了脸照杀不误，而且是杀大臣“如割草芥”，但对这位周阁老，却始终信任得很。这是周延儒做人精明，一直在朝堂上风光无限，又因为他善于迎合圣意，屡次获得朱由检的褒奖。他最后倒台，就是栽到了锦衣卫的手里。
因为周阁老为了博取贤名，曾经向皇帝进言，要限制厂卫的权力。结果事情不成，反倒得罪了东厂和锦衣卫一大帮的头面人物。当然了，他大概是觉得，这时候执掌锦衣卫的骆养性是自己提拔的亲信，不存在什么后顾之忧，却没料到这位骆都督真的就为此怀恨在心，暗中勾结东厂对他进行“专案侦察”。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朱由检便接到锦衣卫密报，说是此前周阁老在通州“视师”督战抵御满清进攻的战役中，其实根本就没有出城迎敌，而是躲在屋里和客人饮酒作乐，所谓的“屡战大捷”，都是他编排出来欺瞒皇帝的一派胡言——这是确属事实，不算冤枉他周延儒了——朱由检顿时大怒，将其革职还乡。骆养性又在后面继续煽风点火，终于促成朱由检坚定决心，在年底派出缇骑将周阁老逮回京师，迫其自杀，抄家籍灭才算作罢。
可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周延儒不是好人，这谁都知道，十五六年间弹劾他的大臣比比皆是，朱由检一概置之不理，唯独锦衣卫说话，立马就能让这位阁辅三尺白绫做了了结，皇帝对锦衣卫重视到何等程度，通过这件事情自可一目了然。
这也就是崇祯年间朝野倾轧的一桩明证了。不过呢，同样是这个骆养性，却还真办过与私怨无关的“好事”来着。
这件事情又与诏狱有关了。有两位官员，姜埰和熊开元，因为上疏议事，触怒了朱由检，将其逮下诏狱，更在当天夜里给骆养性发去密旨，要他在狱中将二人“潜毙”以解心头之恨——这简直就是魏忠贤、许显纯之于“六君子”的重演，只不过始作俑者竟然换作了皇帝本人——骆养性有些拿不定主意，跑去问自己的同僚，结果人家反问他说：“你难道不知道田尔耕、许显纯的下场吗？”
骆养性听完害怕起来，于是硬着头皮向朱由检回复说：“这些言官虽然有罪，理应通过法定程序明正典刑，然后再与天下人一同抛弃他们。现在陛下您三更半夜传来只言片语，就要臣结果了两位谏臣的性命，这样的旨意，臣实在不敢遵从。”我可不想跟田、许两位前辈一样，日后还得替您背黑锅，落得个身首异处。
接着，心有余悸的骆养性又把这事告诉了朝廷里的某位同乡。不料这位同乡嘴巴不严，竟然走漏风声，于是有大臣向朱由检密奏说：“骆养性这是把过错推给君父，把功劳揽在自己头上。陛下您要是没有下达这样的旨意，那做臣子的当然不能信口雌黄；即便是有，也没有这样拿去到处跟人讲的道理。”骆养性太不像话了，皇帝还是杀了他的好。
只不过骆养性最终还是逃过了一劫。因为朱由检事后又不想因为杀谏臣而使自己背上恶名，既是饶过了骆养性这个靠不住的，也饶过了姜埰和熊开元——究其始末，两位大臣如果有心，却是不能不去念着骆养性这一番救命之“恩”的。
然而，也正是在姜埰和熊开元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出狱，行将奔赴前线“戴罪戍边”时候，大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