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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惩罚，但不残酷。
在宋人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苏轼杭州之缘正式开始。
接下来的人是吕诲。这位前言官领袖突然间病死了。回忆一下，他在王安石的新政还没有实际公开时，也就是连最初的均输法还没有面世时，就和王安石势不两立了。
那次著名的弹劾之后，他主动要求外放，绝不和奸邪共处一堂。
神宗满足了他，让他到邓州（今河南邓县）当知州。按说这地方、这职位都相当的不错。既在长江以北，又没到西北狼窝，非常优待了。可是吕诲感到的不是这些，他越来越愤怒，尤其是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地铺开之后，他的愤怒真正做到了不共戴天。
生生地气病了。
神宗知道他病了之后，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调养，什么都不用干了，一心养病吧。但这不是问题的中心点，心病还需心药治，王安石的新法如火如荼，遍及天下，这种局面一天没有改变，吕诲的心情就一天没法好转。
这就没办法了，难道为了吕诲一个人，去改变国策吗？
宋熙宁四年年底左右，吕诲在京城病死。他的死，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司马光。司马光当时在永兴军，知道吕诲病危后，火速赶往京城，去见最后一面。
当他赶到吕诲病床前时，吕诲已经闭上了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司马光放声大哭，恨自己就迟了这么一步。可是突然间吕诲强争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他望着司马光的方向，不管看没看清，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
可以想见当时司马光的心情，他之所以来，是因为吕诲一直是他的战友。往事历历在目，从立仁宗太子到英宗濮议再到神宗时王安石新政，两人的政见惊人地一致。可以说一直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
现在的局面，可以说他和吕诲都是失败者，王安石胜利着。
可直到死前，吕诲还这样重托他。这是信任，更是责任，他得怎样做，才对得起一个垂死者的最后愿望呢？
在这样的局面下，我没法进行什么评判。因为感情和对错，有时真是太冷酷了。但为了说明问题，可以试一下。
比如抛开感情谈对错。那样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第一，吕诲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第二，他的这种死法，到底是可笑，还是可恨，还是可敬，抑或可怜？
答案一，一个人的对错，基本上是没法做出总结的。精确地说，只能是他在这个时期这件事上，是对的。在那个时期那件事上，是错的。
只能是这样。而且那种把一生各时期的对错计算一下，来个所谓的盖棺定论的做法更是无厘头。请问你得用什么公式，才能计算出各个时期的正确值、错误值，最后相加减，得出正负数？
可能吗？
根据这个原则，吕诲在立太子、濮议时，代表了当时的正直道德观，不阿谀当权者，不向当朝皇帝低头。他是对的，而且相当有种，是个有原则的男人；而他在神宗朝时，面对王安石变法，他的表现，经过我们前面关于新法的一系列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他站在士大夫一边，坚持既得利益，阻碍宋朝为了新生进行的大换血。在这个前提下，他是错的。
这种分析，不仅是针对吕诲一个人，那样根本就不值得在宋史这样全景历史写作中单独论述。之所以细聊，是因为它适用于神宗朝年间的所有人。
包括王安石一派，包括司马光一派，更包括宋神宗本人。
现在回到司马光的身上。他离开吕诲的尸体之后，表现得非常反常。按说吕诲用自己斗争到死，绝不妥协的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了他，一定要和王安石斗到底。
天下的事还没有绝望，君实，你要努力啊！
吕诲临死的呼喊言犹在耳，司马光的反应却是向皇帝写辞职信。他请求政府允许他从永兴军离开，到更远的洛阳去完成一生的夙愿。
写书。
去完成那套名垂千古，与汉代不世出的史学大师司马迁的《史记》同样辉映后代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神宗允许了，从这时起，司马光就彻底退出了官场。他远远地停留在西京洛阳，冷冷地盯着王安石等新法集团的一举一动。
静静地等待着翻身复辟的时机。
这是个可怕的对手，他绝不是放弃，而是审时度势，明白这时的王安石已经不可撼动，那么就绝不再恋战。有时的后退，是一种策略，有时的忍耐，比当场斗出个死活更有力量。
司马光的事就此告一段落，王安石的敌人们在熙河开边前的处境也介绍到这里。最后还要再啰唆一点。前面我曾经提过的，从神宗朝开始，到北宋灭亡，一共三个主导国运，改变整个汉民族命运的政界大佬之三。
那个人，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
宋熙宁三年，一个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的年青人考中了进士。他的名字叫蔡京，字元长，当时23岁。
熙河之役，是在《宋史纪事本末》里独占一章的重要史事，它很独特，要说明白它，得先知道它包含着什么。
从狭义上说，熙河开边是指宋神宗熙宁五年五月开始的，由王韶主领征服河湟部吐蕃的战斗。它历时三年，到熙宁八年时，王韶升任枢密副使时告一段落；
从广义上讲，熙河开边时断时续，要纠缠到北宋灭亡前，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十二月，由王厚主领、童贯监军，再次征服河湟。
至神宗拓土时，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
当大祸临头时，之前的每一个举动，都被认为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前，无数根稻草中的一根。河湟之战更是这样，它功罪难言，在史书里它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评价。到底怎样，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回顾审视它。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知道战争都发生在哪里，各个地点，各处势力的分布。
查资料，很容易就会有些答案。比如说，河，是河州，现在的甘肃省临夏市的东北部；湟，指湟州，现在的青海省乐都，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中间，还有些别的名字，如洮州，指今甘肃临潭；兰州，就是现在的兰州市；鄯，现在的青海西宁市。
等等等等，貌似清楚，但不够，它们的精确位置，关系到王韶怎样制定征服的先后顺序，得先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熙河之役是怎么打的，以及这件事的难易。
翻开古地图，我们向西北方向前进，在宋朝最西北的地方，是秦、凤四州，以它为中心点，再向西，依次是成州、阶州、洮州。再以洮州为中心点，它的右方，也就是西方，是河湟吐蕃之外的藏地吐蕃。向下，也就是南方，是宋朝的四川。
洮州的上方，即北方，依次是河州、湟州。
那么在我们的心里，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答案——河湟吐蕃不过如此，宋朝的大片土地隔断着它，无论如何它也威胁不到宋朝的腹地。
对不起，这不对。
明白了地图位置，更要清楚河湟吐蕃的势力范围。其中河州是他们的大本营，由唃斯罗的二儿子瞎毡的儿子木征占据。湟州是唃斯罗嫡系传人的根据地，由董毡继承。在这两块区域之外，他们的触角伸得非常远，最远的地方达到了岷州。
岷州，在成州、阶州的上方，再向右一点就是宋朝的秦州，已经和宋朝的腹地接壤了。而在河、湟与岷州之间的大片土地里，汉人的势力微乎其微，连生存都成问题，根本提不到什么管理。区域内除了吐蕃人，还布满了像墙头草一样随时四面倒的羌人。
事后证明，这些羌人比吐蕃人还要难缠，他们几乎一点原则都没有，随时反叛。
这样的形势，才能养出来当年唃斯罗的脾气。我们都知道，当年宋将曹玮在三都谷痛扁了他的宰相李立遵，给他造成了日后独立的条件，所以他每次提起曹玮的名字，都双手加额，向东南方伏首。
但他怎样面对宋朝的皇帝呢？
每年宋朝的使者过来，他一不拜旨，二不施礼，最多只是作一个揖，然后微笑着问——“南朝阿舅天子近来还好吗？”
这就是王韶所面临的局面。于是我们就清楚了一件事，他所要做的，根本就不是把河湟两州收回本土的问题，而是要到达河湟之前，先把吐蕃人伸到面前的那些触角一个个斩断，把前进的道路先清扫干净。
在熙宁五年五月，真正的战斗开打之前，他已经用了两三年的时光来做这件事。
熙宁五年五月之前的王韶很善良，在全体吐蕃人的眼里另具一番魅力。简单地说，真是人见人爱，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珍稀动物。
一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