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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韶看透了这种军事理念，他选择了一条看似惊险的光明大道。为什么要防守，为什么要撤退，我是来入侵的。
他命令自己的部下，名将景泰的儿子景思立率领宋朝西军中的精锐泾原兵在竹牛岭虚张声势，而他本人，率领主力人马悄悄转向西方，向武胜的方位前进。
大地茫茫，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武胜？前面的《平戎策》里说了，它是宋朝与西夏势力消涨的契机所在，同样的，在宋朝与吐蕃的河湟之战里，它也一样敏感。
至少河州的木征明白这一点，他派来的援军，就从武胜远远地兜了过来，想打王韶个措手不及。可王韶偏偏迎了上去，这是他和前代的宋朝将领们截然不同的地方。
你要战，便决战，他求之不得。在王韶的军事生涯里，从来没错过和敌人主力对决的机会。
两军在武胜附近遭遇，木征派来的人名叫瞎药，大家要记住这个名字，看一次少一次了，并不是说他会死，而是跟王韶打架的吐蕃人都会有后遗症……武胜之战，来偷袭的瞎药被宋军反偷袭，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地盘上，会突然间和宋朝人遭遇。
王韶挥军力战，史书里给出的记载是瞎药大败，率军逃跑。可这太片面了，把当年的战况彻底淡化。有一个事实得注意到，王韶此行的风险有多高。
不是说吐蕃人有地利，他们的骑兵多强悍，而是瞎药有个占决定性的优势——武胜堡。它当时已经是个堡垒，它在吐蕃人的手里！
王韶不仅要大面积迂回，寻找敌人主力对决，更要防止瞎药和武胜堡联合起来。实战的结果是他不仅把瞎药打得落荒而逃，更加趁势直逼武胜堡，把吐蕃人从据点里赶了出去！
从此武胜落入了宋朝的手里。王韶立即就开始了建城，它有了个新名字，叫镇洮军。首战大捷之后，王韶没有乘胜追击，他停了下来，因为有件更重要的事要办。
给朝廷写奏章。
报功是必须的，但却是次要的。在这封奏章里，他貌似非常欠扁地写了一句额外的话——皇帝以及各位宰相注意了，俺得说明下。这次打仗，没用朝廷一纹铜钱，都是俺开荒经商自己赚的。
参照一下宋朝的以往历史，就会知道王韶这是在没事找事。比如太宗时期的曹彬，只是掏自己腰包给边关士兵打赏，就被贬官处理；看仁宗朝，张亢、滕宗谅在边关打了那么多胜仗，可是一点点的财务账面不清，也得丢官罢职。
前车之鉴不远，为什么王韶会顶风作案，哪壶不开提哪壶？答案分前因、后果两部分。先看前因，三年前王韶要修建渭、泾上下两城，提出在渭原和秦州之间，有上万顷一直荒废，没有开垦的良田。国家应该派人开荒，同时实行市易法，农商两手抓，把当地的经济搞起来。
看着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吧，可事情的发展非常奇妙，充分地体现了指鹿为马，指驴是猪的封建官场卑鄙性。
首先当时西北军队主帅李师中反对，他说王韶所指的土地，根本不是什么良田，只是当地弓箭手们的土地罢了。不信可以来查。
神宗怕的就是不较真，下边有人要求了，那还等什么。于是派人去，查出来的结果超级有才。回答：土地是有的，但是只有一顷！而且所有权还有争议，几个地主正在打官司呢……这个结果让人无话可说，对此，我只能以“指驴为猪”来形容。
如果不是猪，怎么会给出这样的答案呢？茫茫大地，偌大的陕西四路，居然只有一顷土地，难道李元昊当年是只蚂蚁，在一顷地里敌我双方十几万人厮杀玩命；或者当地突然间人口暴增，每人都拥有超大的私有土地，国家都没法强占？
估计最郁闷的人是宋神宗和王安石，这两人应该很鄙视自己。敌对方就算想骗人，也不必这样没技术含量的来吧！没别的，连李师中带派去调查的人都贬职撤走，给王韶腾出地方来。但问题马上又出现了。
关于市易法。
市易法和均输法都得由国家出本钱的，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绫罗绸缎往边疆上运，朝里的大佬们一律表示想不通。明摆着的嘛，吐蕃人、西夏人没事都要去打劫，放这么多钱过去，根本就是拿肉包子去引狗。
王安石气乐了，他回了一句：“西北那边儿的地主老财都敢囤积家产，堂堂国家居然害怕被抢。这还有天理吗？国家大臣不去想法强国，居然每天想着装穷躲贼，这还有王法吗？”
等等等等，一通乱吵，市易法才在西北实行。所以现在王韶在赚了钱，打了胜仗之后，要强调一下效果。可是他还是太幼稚了，不要以为赚到了钱就是好事，更不要以为打了胜仗就是硬道理，在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政客面前，什么样的驴，都会变成一头猪。
军方大领导、枢密使文彦博说——大家明白怎么盖房子吗？建筑商在开工前，总是会把预算说得很低，引诱房主动工。等到盖到中途时，各种要求就都提出来了，那时不得不盖，不得不被宰。现在王韶的所谓胜利，也不外如是。
几十年间没有的外战大胜，就换来部门领导这样的评语，换你能气死不？还好神宗说了一句话，把文彦博打哑。
——请问爱卿，房子坏了你不修吗？
一般来说，皇帝问到了这句话，中国历代的大臣们都会有些不同的反应。汉朝的，会怒目扬眉，脱掉朝服换铠甲。
——陛下，我帮你去盖房子。用不着那个招人烦的王韶！
晋朝的会很温存，他意态优雅，轻摆拂尘，和皇帝用一到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细细地谈一下盖房子的问题。基本上会从人到底要不要住房子，到房子有没有必要有房顶，都会一一道来，娓娓动听。说到兴起，还会招来三五同好，加入论点；
唐朝的很特别，他一边像汉朝的臣子那样换军装，一边在换的过程中不断和皇帝交流。注意，态度不会太友好，无论是藩镇还是内侍或者普通大臣，都很有性格，就算您是天可汗李世民，也有被顶得七窍冒烟的时候。其结果嘛，多半衣服也换好了，皇帝也被说服了，这场架不必打了。
当然，一少半真就操家伙冲了出去，到外国砍人了事；
元朝很统一，杀人是唯一的硬道理。从他们身上可以真切理解到侵略不是一种军事、政治活动，而是一种传统运动……
明朝的官员不必多讲了，义之所在，虽千万记大板子，俺也一往无前。每天上朝都做好了被脱掉裤子打屁股的心理准备；
清朝的很可爱，皇帝的脸色稍有不对，立即跪倒磕头，痛哭流涕，同时念念有词。拜众多经久不衰，常演常新的清宫戏所赐，全国百姓都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奴才该死，奴才有罪，奴才……
这还是满人的嫡系，如果是汉人，奴才二字都没资格说出口，得自称“臣”如何。谁让你是外人。
好了，啰唆这么一大堆，一来是突然兴起，凑点字数换稿费，以消俺多日拍字之烦躁；二来这里面也有个大学问大论点。
——论，中华民族为何在做人做事的态度上每况愈下，底气越来越不足，到后来比个孙子都不如？为什么就没了当年执理直言，坚持不屈的气魄？
这也许才是我们读史、研史的价值所在，不想这些，历史就只是些陈年变质，或好玩或无聊的与己无关的故事而已。
回到原点，宋朝的大臣，具体到神宗年间文彦博这一批，对于皇帝发怒的反应是——沉默。俺有话，但不说，家里只要不缺工资，不少补贴，才犯不着跟你惹气。
看着很平和，很文雅，可是问题一点都没解决。因为互相没有交心啊，没有吵闹。自古以来男人都是种特殊的动物，心里不爽，不是当场骂出来，就是事后使绊子，反正绝对忍不住。
除非您是圣人。
像文彦博这样的，心术超深，不可测度。这是可贵的城府，可是在互相配合做事时，就是个操蛋品格。于是这就形成了宋朝官场的普遍风气。
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办起来你做我做各一套。反正宋朝大臣没死罪，不合作不会杀头的。在这种风气里，要做振兴国家的大事，难度可想而知。
当初王安石所说的“易风俗，立法度”的必要性可想而知。
抛开沉默了的文彦博，嗯，对不起，他只是暂时沉默。回到王安石的变法强国之梦上去，河湟之战打得很好，可我们却不能再把目光抛向西北。第一，王韶的战斗暂停了，他必须消化掉刚吞并，或者说是收复的土地；第二，宋朝在熙宁年间的战争并不止这一处。
甚至不是只两处、只三处、只四处。神宗朝的气向，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