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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得他大呼救命。刘耀东的三名随从拔枪登楼，武宜亭一伙同时开枪，随从一死两伤，后来有一名在医院死去。刘耀东被扣押监禁。随后，武宜亭率领手下挖掘战壕，准备凭武力顽抗。
几个月后，日本陆军部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认为事态扩大对日本好处不大，日军才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武宜亭这伙叛逆作鸟兽散，他本人逃进天津日本租界。中国的保安队开入香河城内，维持治安。一场由日本特务机关导演的“自治”闹剧，就此草草收场。
内毒侵蚀中国肌体（3）
土肥原是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想拉拢宋哲元，没有得手，便向冀东伸出黑手。冀东包括唐山、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和二十二个县城。土肥原企图利用汉奸殷汝耕在这里树立一个“自治”典范，打开一个缺口，实现分离华北的目的。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次成功，“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
殷汝耕是国民政府的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手里掌握着冀东的大权。11月23日，他和土肥原在天津密谋一番，当晚就召集停战区各保安队总队长打招呼。第二天，他返回通县，连夜发表“自治宣言”，第三天便在通县宣布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殷汝耕的步子迈得这么快，连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都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国民政府为了防止事态扩展，通缉殷汝耕，撤销滦榆和蓟密两个区的督察专员公署。但是，冀东处在“非武装区”，殷汝耕有日军庇护，南京政府对他鞭长莫及。殷汝耕有恃无恐，又将伪自治委员会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他的副手池宗墨，在第二年访问伪满洲国，吹捧伪满是“王道乐土”。伪满官员又回访冀东，互相安抚。日本的这个傀儡政府，成了日本分离华北的得力工具。
日本推行“华北自治”，毕竟触动了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利益。蒋介石开始用较为强硬的态度同日方谈判，不允许宋哲元等地方将领和日本交涉。宋哲元尽管不喜欢蒋介石，也不甘心做日本的傀儡。但他迫于日方的压力，还幻想着借日本人的力量来保住他在华北的地位，并没有断然拒绝日本的拉拢。
所以，蒋介石还得做宋哲元的工作。12月4日早晨，何应钦在北平与宋哲元举行会谈，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宋哲元表示愿意听何应钦的。但是日军马上警告他：不要背离日方走得太远。宋哲元在第三天早晨突然宣布到西山“休息”，留下秦德纯和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当天，十五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撒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公开信。
情况到了这个地步，何应钦和秦德纯、萧振瀛商定，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12月6日，萧振瀛跑到天津，向土肥原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通报这个方案，征得了日本的同意。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文告，表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
国民政府没有顾忌美国的态度，第二天再次对日本妥协，批准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它的委员们，相当一部分是亲日分子和汉奸。它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由亲日分子把持，并有日本人当顾问。它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关系，在经济上截留所有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还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日本大特务盛岛角芳在内蒙古加紧活动，1934年夏天向要求“高度自治”的德王许诺：日本将送给他两千支步枪。几个月后，土肥原也出马来拉拢德王，密切了日本和他的关系。
德王得到伪满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和关东军特务植田的帮助，1935年1月从内蒙东部招兵买马，建立了一个团的武装，德王的心腹宝贵廷任团长，暂时在李守信那里秘密训练。关东军派出特务机关，在苏尼特右旗设立电台。从此，德王与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的固定的渠道。
不久，关东军派人通知德王：“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合作。”关东军给德王赠送了一架飞机。日本“满铁”总裁也给德王送来电影和照相器材。8月，板垣征四郎一行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12月，德王应关东军邀请，到达长春，与司令官南次郎等人会谈，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关东军送给德王五十万元日币和五千支步枪。德王从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确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
同一个月，李守信的伪满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哈尔东部八个县，控制了八个旗，德王随即在察东成立“察哈尔盟公署”。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自己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5月12日，德王任总裁的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德王正式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日本用刺刀在中国扶植起三个傀儡政权，溥仪、殷汝耕和德王被日本主子拴在一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国难当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把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意图，看得明明白白。在这种时候，中国当局者和一些西方政治家，还不能充分认识日本的野心，他们的洞察力，也许还不如中国一个普通的百姓，这种现象，实在是令人费解。中国民众空前高涨的抗日救亡的热情，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暂时也没有获得西方国家的理解。
中国的红色政党和红色政权，在时局维艰的岁月里，和广大民众一样，处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冲破险阻，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进行着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斗争。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
中国人迫切需要抗日的武装。同一年7月7日，寻淮洲和粟裕等人领导的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八天后，中国的红色政权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要把军队开上抗日前线。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在纷繁复杂、险恶重重的时局中，湖南人毛泽东精辟地认识到，抗日救亡运动已经进入高潮，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这位远见卓识者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同年10月1日，一篇著名的宣言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出，刊载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和团体，一切关心祖国的华侨和国内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同一个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共产党和红军连续发表抗日宣言，反对蒋介石出卖中国。中共中央从12月17日起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政策。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系统阐明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瓦窑堡会议以后，忙于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先后给蔡元培、许德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和杜斌丞写信，表示支持他们的爱国活动，提出今后工作的希望。毛泽东在写给许德珩的信中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中共中央北方局支持和领导学生的爱国运动。12月9日，北平学生长期被国民党当局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六千多名学生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卖国，反对内战，要求抗日，要求民主。学生游行队伍经过西单时，遭到军警阻拦和野蛮镇压，一百多名学生受伤，三十多名学生被逮捕。
第二天，北平学联做出反应，各校学生举行总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