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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拦和野蛮镇压，一百多名学生受伤，三十多名学生被逮捕。
第二天，北平学联做出反应，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的爱国运动持续到16日。国民政府原订在这一天举行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在这一天发动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清晨，北平的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举行三万多人的市民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几万人示威游行，当局再次调动军警镇压，四百多名学生被大刀砍伤、刺伤或被棍棒打伤，三十多名学生被捕。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只好延期到12月18日举行，而且“大会”开得又小又短，包括新闻记者在内，只有三十多人与会，从开会到散会，只有二十几分钟。
北平学生的行动影响了全国。在北平附近的天津，在江浙地区的上海、南京和杭州，在华中的武汉，在华南的广州，在中原的开封，在太行山东西侧的济南和太原，都有爱国学生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立即向国内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他们的爱国精神，誓为他们的后盾。
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到当年暑假，北平民先队员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后来，全国各地有三十多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在巴黎、东京和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
上海成立了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救国会发表宣言，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蒋介石容不得这样的组织，当局在11月23日逮捕了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和王造时，史称“七君子事件”，震动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政府，营救运动声势浩大。宋庆龄、何香凝和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爱国入狱运动”。他们说，如果爱国有罪，他们愿与七君子同受处罚；如果爱国无罪，他们则与七君子同享自由。宋庆龄等人前往苏州，请求入狱。国民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在“七七”事变后释放了七君子。
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2）
文化界也致力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面目。中共领导下的“左联”，抗议日本侵略，呼吁国际社会支援，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二十一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共同签署一份宣言，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文化界实践了他们的宣言。一些小说家写出脍炙人口的抗日作品，阳翰笙写《义勇军》，肖红写《生死场》，萧军写《八月的乡村》，艾芜写《咆哮了的许家屯》。剧作家田汉写《乱钟》，诗人蒲风写《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和崔嵬写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写报告文学《包身工》。音乐家聂耳创作《大路歌》，歌词作家孙慎写《救亡进行曲》，麦新写《大刀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传遍中华大地，以强烈的感染力，激励中华民族起来抗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子过得并不风光，一言一行都必须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规定了他与日本天皇的关系，“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然而在中国人眼里，溥仪甚至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只是一具木偶而已。
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在东北建立宪兵队，东条英机曾任宪兵司令官。日本间谍网遍及全东北。他们让伪满政权建立庞大的军警宪特暴力机构，在各地设立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刺探抗日情报，侦破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活动。
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建立“集团部落”，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聚居在指定的大村落，切断民众和抗日武装的联系，断绝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实行户口调查制度，一家犯法，九家连坐。铁路两侧沿线五百米以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以利于镇压抗日武装。
“集团部落”中央设有日伪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监视民众的一言一行，限制人身自由，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集团部落”生存条件太差，大批民众病死、冻死、饿死。整个东北，“集团部落”残害着五百万民众。
伪满政府公布了五十多种“罪行”，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就是“政治犯”，吃一口大米也成了“经济犯”。日伪还搞“大检举”，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被军警宪特逮捕和杀害。
日军还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研究所。1935年到1936年间，日军根据裕仁天皇的密令，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细菌部队，即“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他们用动物和活人做实验，每月能培制出三百公斤鼠疫菌和几千只专门用作传播细菌的跳蚤。他们制造的细菌武器，先后在东北、浙江和湖南等地使用。
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是关东军司令官批准的。这些活人，有中国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有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他们被称为“原木”，意思是可以任意宰割。活人实验名目繁多，手段残忍。如果他们在实验后还活着，就会一直被折磨到死。第七三一部队细菌作战部长川岛清后来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他还供认：“第七三一部队驻平房五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至少有三千人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
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组织武装抗日斗争需要无畏的勇气和钢铁的意志。中共满洲各级组织是坚强的抗日核心，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的“一二·六”指示，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杨靖宇向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提出的建议，在1934年11月7日有了结果，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下辖两个师。12月间，李红光的第一师趁着鸭绿江封冻，袭击朝鲜境内的罗山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新年1月11日，杨靖宇率领军部埋伏在红土崖东面十五公里的地方，歼灭伪靖安军一个骑兵连，缴获几十匹战马，装备教导团。军参谋长朴翰宗在战斗中牺牲。
东北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几乎都要面对日军的枪口。5月末，第一师在桓仁县样子沟与日军交战，李红光负伤牺牲。继任师长韩浩不久也在作战中为国捐躯。
这一段时候，伪军头子邵本良，又在跟杨靖宇较劲了。
这年8月份，杨靖宇决心集中主力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家底老七团。邵本良嗅出味来了，急忙从三源浦向柳河增兵。杨靖宇下令暂停攻城，将部队西撤。
杨靖宇一撤，邵本良就跟了过来。两天后，两军在一条山岗上交战。邵本良没占着便宜，但他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粘上了。
杨靖宇带着部队来到柳河县黑石头，一看地形不错，下令停下，预设埋伏。邵本良只顾催着手下往前追，把手下二百来人的队伍，加上日本人刚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和几挺机关枪，都送进了杨靖宇的口袋。
邵本良准备找杨靖宇报仇。杨靖宇不用他找，自己找上门来了。他通过邵本良的马夫知道，邵本良的老七团要从孤山子移防八道江，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一个连护送。杨靖宇在他们必经之地朝阳沟设伏，消灭了伪军，截下几十辆大车，还抓住了邵本良的小老婆。邵本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年2月，杨靖宇接到内线报告：邵本良住在热水河子的伪军团部。他派出一支二十五人的小分队，半夜1点多钟袭击了伪军团部，邵本良当晚不在，躲过去了，但伪军副团长以下六七十人，连同武器、粮食和布匹，都落到杨靖宇手里。
3月上旬，内线又送来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