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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李弥正在享受这只糠窝窝。
这天发生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一头突发野性的公牛闯进人群，致使检阅仪式一度中止。值勤军官当即击毙这头撒野的公牛。接着又有一群衣衫褴褛的汉人硬要闯过警戒线，与哨兵发生争执。副官下去制止，结果跌跌撞撞跑回来，几乎是语无伦次地报告：“太、太……和、和柳副军长回来了！”
据说李弥当场呆住，不敢相信这个奇迹！
一般说来，我不大相信巧合，惟恐有人为嫌疑。但是金三角所有人都言之凿凿，称此事千真万确。我翻阅史料，查明1949年12月，卢汉在云南发动起义，借开军事会议之名将李弥诱骗至昆明扣留，后来李弥假称同意起义，将太太龙慧娱和副军长柳元麟留下当人质才得以脱身。这件事一度在台湾官场被人传为笑柄，并且传到老头子耳朵里，说李弥“赔了夫人又折兵”，弄得他很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现在太太和柳副军长居然生还，他们在金三角已经流浪多日，到处打听李国辉复兴部队。经过一番哭哭啼啼的见面，李弥终于弄清事情原委，原来共产党宽大为怀，同意释放李太太和柳元麟从畹丁出境，于是才有了李弥夫妻破镜重圆的感人一幕。
最后一个仪式，李弥宣布成立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部，同时成立中华民国云南省政府和云南绥靖公署，临时办公驻地为孟萨。以我今天不算深刻的眼光来看，这种政治游戏的性质与闹剧差不多，在中国以外一个破破烂烂的金三角小镇孟萨，连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许多年前居然冒出一个所谓的“云南省政府”，两千万云南人民承认它么？
但是许多金三角老人不这样认为，他们生气地反驳说，这是流亡政府你懂不懂？只要旗号不倒，军心民心就会重新聚起来，像蔡锷将军北伐，不然哪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我说，事实证明你们并没有取胜。他们说，台湾不是比大陆更繁荣吗？
我不同他们争论，我悟出一个道理，跨越意识形态需要几代人努力，即使柏林墙倒塌，德国人民也有一个重新统一认识的过程。对立的种子不仅生长在海峡两岸，同时也播撒在人们心中。
1951年的李弥像一个真正的接收大员，对战利品实施全面接管。营团以上军官进行大换血，就像抗战胜利后瓜分胜利成果一样。以李国辉为首的前复兴部队军官都以沉默来接受这种不公平待遇，他们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他们即使被不公正地剥夺军权还是不敢有丝毫怨言。李弥大笔一挥，撤消原复兴部队，另行组建军、师、指挥所和游击纵队若干，任命各种副总指挥、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正副军、师长、纵队长若干。不幸的是，不论这支军队建制如何庞大，气势如何恢宏，但是他们麾下总共只有几千名士兵，其中还有许多刚刚招募不会放枪的新兵。
改组结果，李国辉荣升第九十三师师长，他是整个前复兴部队惟一一个名义上升了官的人，但是他那个师却只有不到一千人，而且头上多了各种正副长官若干。这些落难将军都是李弥从前的老关系老部下老朋友，他们兵败大陆逃到香港台湾，因为无兵可带才屈尊来到这个山沟里摘桃子的，所以他们毫不留情地瓜分了复兴部队的全部胜利成果。钱运周任师参谋长，其余军官依次降级使用。最倒霉的当数前副总指挥谭忠，他是第二十六军的人，所以只任命他当了一个名义上的游击支队司令，新组建游击队总共只有一百多人，不如正规军一个连长，所以后来一蹶不振每况愈下，第二年提前退伍，到台湾开了一家小面馆。
权力分配导致权力的膨胀。金三角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小李将军”（李国辉）从此淡出历史舞台，李弥大权独揽，开始他野心勃勃和苦心经营的金三角霸主时代。
6
反共救国军成立当月，指挥部收到台湾国防部发出的密电指示如下大总统示谕，着你部全力反攻云南，先攻取一地或者数地，使共军首尾不能相顾。然后相机占领昆明，光复云南乃至西南诸省。反攻计划尽快电告国防部……。
3月，一场代号为“火炬”的大反攻拉开序幕。
第八章 “反攻云南！”
1
许多老人都说，我出生前的五十年代初期，那是怎样一个生机勃勃和万众欢腾的年代啊！一提起那段日子，我父母的神情立刻变得年轻起来，因为那时候他们正好年轻，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年轻的日子谁不珍藏在心呢？
旧政权像昨天的太阳已经落下山去，新时代像初升的朝阳刚刚升起来，新旧交替的时代变革给年轻人带来许多新的选择，许多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人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改变未来，在一个给人带来变化的年代，人人都因为充满希望而朝气蓬勃。
我一位堂伯父说：“那时候，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广播里朝鲜战场天天都在打胜仗，美国人变得跟兔子一样只会逃跑。解放军进军西藏，大剿匪，农村土改，镇压反革命等等。人人都在欢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大街上秧歌队锣鼓喧天，欢送青年到队伍里去。总之那是个火红的年代，人人都有紧迫感，形势逼人，时代像滚滚车轮，你一犹豫就掉队了。”
我的岳父，一位享受离休待遇的老人，他的经历更是大起大落。本来到美国留学的飞机票已经买好，因为听从组织召唤（他在成都和平解放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组织），毅然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转而投身保卫城市和学校的斗争。后来他被分配到政法战线工作，是我们这座城市里资格最老的法官之一。不幸的是1957年他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从此命运一落千丈，直到改革开放，经过种种努力才争取来一个离休待遇。
相比之下，我的父亲就显得比较被动，他一心只想当科学家，对政治不感兴趣，我认为这起码是觉悟不高的表现。父亲说：“那时政府号召年轻人参军，抗美援朝，学习文化。大学里也招兵，不少同学上着课就不见了，原来是参军走了。”
我问：“您为什么不去参军呢？那时候参军多光荣，我们也好落个革命军人的光荣出身呀。”
父亲回答我：“要是我打仗死了，就什么也没有，现在至少我还留下你们这几个孩子呀。”
我说：“当时您大学毕业准备干什么呢？”
父亲回忆说：“你爷爷打来电报，要全家都到加拿大定居，后来没有走成，我也跟着留下来。”
我心中掠过一阵激动，原来我们险些就成为令人羡慕的海外华侨啊。我几乎绝望地嚷起来：“当时您为什么不走？爷爷不去，您一个人走啊，拿出您当年背着家里参加远征军到印度打仗的勇气来。”
父亲望着远处说：“我回到你爷爷的工厂做练习生。是你爷爷决定的。”
父亲辛勤工作一辈子，历经人生坎坷，八十年代以副教授职称退休。我几乎有些恨我的爷爷，是他老人家扼杀了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光明前途。后来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一些，爷爷工厂没能坚持多久，因为私有化很快被公有制进程取代，爷爷变成一堆被称为“股票”的废纸拥有者。他老人家民国初年创办中国“裕华”、“大华”纱厂，是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仙逝于1960年。
我美丽的母亲在学生时代向往参军，当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或者解放军的女文工团员。那时候她只有十七岁，还在成都华美高中念书，是那种充满幻想的花季少女。她的不少女同学都因为走上革命道路，穿上军装，成为跳舞唱歌的文工团员然后嫁给首长，成了很有级别的高干夫人。我说：“您为什么没有去实现自己梦想呢？依您的条件，走这条道路应该不成问题呀？”
母亲有些害羞地笑笑说：“当时部队到学校招文工团员，我记得很清楚，说是到广州去。首长第一个批准我，马上就让上车出发。我说我得回家说一声，我最放心不下你外婆。结果这一回家就再也没有出来……都怪你外公自私。他把我当成摇钱树，当兵还摇什么钱呢？”
我说：“您为什么不反抗呢？白毛女都能反抗黄世仁，您还不能反抗一个外公吗？您一反抗，我们这些后代不就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了吗？”
母亲叹口气说：“这都是命啊！女孩子，迟早要嫁人，反抗有什么用？”
我觉得像母亲这样的资产阶级小姐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没有反抗精神，也没有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但是连她都有过突围冲动并险些获得成功，这说明革命形势已经像春风一样深入人心催人奋进。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本世纪五十年代�